●卡夫卡看中國
在上世紀初，一些德語地區的藝術家對中國有奇怪的想像，或者獨特的感受。奧地利作曲家馬勒（Gustav Mahler）在《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r Erde, 1909）中，用了李白、錢起、孟浩然和王維的詩，訴說人生的感受與苦難。德國表現主義導演佛列茲．朗（Fritz Lang）的默片《三生記》（Destiny, 1921）有一個段落，是發生在中國的，相當奇幻，如今看來也很可笑。在布拉格一家保險公司工作的卡夫卡，想像一個不真實的中國，也寫下了短篇小說〈往事一頁〉和〈萬里長城建造時〉（1917，以下卡夫卡小說譯文，參葉廷芳主編的《卡夫卡短篇小說全集》）。
卡夫卡的中國想像從何而來？據學者Rolf J. Goebel在《建構中國：卡夫卡的東方論述》（Constructing China: Kafka’s Orientalist Discourse）所說，海爾曼（Hans Heilmann）的詩選、赫爾德（Herder）、黑格爾和施勒格爾（Friedrich Schlegel）的著述，迪馬（Julius Dittmar）的遊記《環遊世界》（A Journey Around the World, 1911）和《在新中國》（In New China, 1912）都是卡夫卡必不可少的互文參照。
卡夫卡寫過關於中國的文字，除了〈一次戰鬥紀實〉、〈萬里長城建造時〉、〈往事一頁〉等小說之外，還有在給菲麗絲的書信中多次提及袁枚的〈寒夜〉（寒夜讀書忘卻眠，錦衾香盡爐無煙。美人含怒奪燈去，問郎知是幾更天。），事涉卡夫卡的私人生活，特別是個人文學生活和感情倫理生活的矛盾，已有許多人討論過，在此不再闡述，且看兩個小說作品。
〈萬里長城建造時〉和〈往事一頁〉是卡夫卡的成熟作品，結合來看，當中包括了David Constantine在〈卡夫卡的寫作和我們的閱讀〉（Kafka’s Writing and Our Reading，收錄於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fka）一文所說，卡夫卡作品的幾個動機主題：一、無法抵達，無法明白，無法開展；二、困惑；三、文本的解釋；四、寓言規訓故事；五、主角的有限視野與能力。
〈萬里長城建造時〉的敘事者「我」出生在中國的東南方，完全致力於比較民族史的研究，上半部分中，「我」主要說到萬里長城分段而築的建造策略；下半部分中，「我」說了一個傳說：皇帝在彌留之際下了一道諭令，吩咐使者前往宣告，可是殿堂、臺階、庭院、宮殿太多太大，使者永遠也無法通過，「如此重重復重重，幾千年也走不完。」以此可以推斷，老百姓「實際上根本沒有皇帝」，「這是一種不受任何現今法律管束的生活，它只聽從古代留傳給我們的訓誡。」
〈萬里長城建造時〉教人相當困惑，我無意用單一解說將它封閉起來，在《卡夫卡百科全書》（A Franz Kafka Encyclopedia）中，關於這個小說，編寫人列出了四個主題，其中三個比較有說服力，我列出如下：一是悲觀的看法，歷史並不由理性和進步驅使，即使在現代性的邊緣，還是會復歸於神話和千篇一律的循環。二是個人無能力透過一己的行動，理解或改變政治的社會的作為。三是人類的疏離，集體的團結和社會的價值，建基於一種虛幻意義上的民族自尊。
〈往事一頁〉是收錄於《鄉村醫生》中的微型小說，相當短，可是意味深長，可以一讀再讀。小說的敘事者「我」是在皇宮劇開鞋鋪的鞋匠，有一天「我」看到北方來的游牧民族，佔據了通向廣場的胡同口，他們相當野蠻，「他們不懂我們的語言，又幾乎沒有自己的語言。他們像寒鴉那樣互相交流。我們一再聽到他們像寒鴉那樣的聒雜訊。」後來有一天，肉鋪老闆牽來一頭活公牛，游牧民族竟然撲向公牛，活生生吃牠的肉，公牛的慘叫令「我」十分難受。最後「我」看見皇帝站在窗邊看著皇宮外發生的事，「我」和其他人問「以後會怎樣」，而他們知道「拯救祖國的重任交給了我們這些工匠和商人；可是我們勝任不了這樣的重擔；我們也從來沒有誇過口，說我們有這種能力。這是一個誤會；我們將因此而毀滅。」
卡夫卡在〈往事一頁〉中透過相當暴力的事件描述，為讀者帶來強烈的震驚。這種震驚令我們猝然發現野蠻的力量如此強橫，所謂文明的力量根本沒有任何作為可以對抗──回頭看歷史（往事！）的話，〈往事一頁〉說明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文明、政權和內在精神，面對西方列強的侵襲，已是手足無措、岌岌不保。
卡夫卡雖然遠在西方，但對中國古代的詩歌有濃厚興趣，對於西方人在東方的野蠻作為，似乎了然於心。小說的諷刺體現於自我的嘲弄之中：游牧民族發出像寒鴉那樣的聒雜訊，眾所周知卡夫卡本名在捷克語中，正是寒鴉的意思，如此就帶有自嘲的意味了。自嘲背後，其實是為了帶來自我的探問和反省（也可注意卡夫卡用了謙卑的平民視點出發）。換言之，從自我到西方人的廣闊推延，可見〈往事一頁〉的政治意味相當濃厚──西方人的野蠻行為將帶來文明的毀滅，如果我們再推延至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更見卡夫卡的先見之明了。
●華人看卡夫卡
不如又換一個角度，看看華人怎樣看卡夫卡。
在香港，早就有人說過韓麗珠及謝曉虹的小說有卡夫卡式（Kafkaesque）的味道，而《字花》在草創第一年就辦過「缺席聆訊卡夫卡」的活動和專題。香港劇團愛麗絲劇場實驗室，也不止一次公演過劇目《卡夫卡的七個箱子》，將卡夫卡的生平和作品搬到舞臺上。
香港的現代主義文藝刊物《文藝新潮》，早在1956年已翻譯過一輯〈卡夫卡比喻箴言錄〉，然而關於卡夫卡的小說翻譯，還要數1960年台灣《現代文學》第一期的「卡夫卡專輯」，不單有〈判決〉（張先緒譯）、〈鄉村醫生〉（歐陽子譯）、〈絕食的藝術家〉（石明譯）三個短篇小說，而且有兩篇論文中譯，可謂華文世界首次全方位引介卡夫卡的事件。
至於中國大陸，全面的卡夫卡翻譯已是1979年以後了。可是翻譯和出版的速度相當驚人，相關評論文章相當多（包括卡夫卡與蒲松齡、魯迅、沈從文的比較研究等），1996年更出版了十捲本的《卡夫卡全集》（葉廷芳主編）。過去一年多，中國大陸出版的卡夫卡專書不少，Peter-Andre Alt的《卡夫卡傳》以及《牛津通識讀本：卡夫卡是誰》（Kafka: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中譯本先後面世。
當代的中國大陸作家如殘雪、格非和余華，從卡夫卡學習寫作技巧，特別是殘雪不單寫出卡夫卡式的小說，更出版《靈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一書，由此看來她被稱為「中國的卡夫卡」，自然不是空穴來風。
研探不止於小說。劉小楓在《沉重的肉身》中特闢一章〈一片秋天枯葉上的濕潤經脈〉，討論卡夫卡的小說、婚事、罪與惡及其救與贖。他認為，「卡夫卡的道德和宗教沉思不是為了給人類生活找出善的普遍原則，甚至不是為了別人過上有德性的生活，而僅僅是為瞭解決自己的道德困境。」
於是，劉小楓閱讀卡夫卡的筆記「對欠罪、受苦、希望和正道的觀察」，仔細剖析這些看似雜亂無章的語錄片言，發現了卡夫卡的整個思想道路，正是「從對正道的沉思開始，以對信仰的言說作結，卡夫卡親身經歷了一場道德─宗教的變形記。」卡夫卡的道德─宗教思考，就是進行自我的審判，以婚姻狀態進行自我拯救，結果其實是自陷於惡，最終卡夫卡選擇了信仰的言說，謙卑地做一個現代社會及貧乏時代的隱修士。
詩中也有卡夫卡。張棗的十四行組詩〈卡夫卡致菲麗絲〉，堪稱抒情詩的精品。組詩共九首，首先就從卡夫卡的角度出發，抒寫卡夫卡和菲麗絲相遇，然後陸陸續續寫布拉格的雪夜、與菲麗絲的距離，到組詩第五首，張棗寫作家的自我：
我寫作。蜘蛛嗅嗅月亮的腥味。
文字醒來，拎著裙裾，朝向彼此，並在地板上憂心忡忡地起舞。
真不知它們是上帝的兒女，或從屬於魔鬼的勢力。我真想哭。
有什麼突然摔碎，它們便隱去隱回事物裡，現在只留在陰影對峙著那些仍然朗響的沉寂。
菲麗絲，今天又沒有你的來信。
孤獨中我沉吟著奇妙的自己。
其後，張棗筆下的卡夫卡沒有再呼喚菲麗絲，一如上引詩句，更為趨向內省，詩人從作者與讀者關係的思考，最終推展到人與神關係的沉思，結尾令人想起卡夫卡未完成的小說的《城堡》：
世界顯現於一棵菩提樹，而只有樹本身知道自己來得太遠，太深，太特殊；從翠密的葉間望見古堡，我們這些必死的，矛盾的測量員，最好是遠遠逃掉。
回頭看看我們的位置，聽聽邊緣的聲音。
在香港或者台灣，人們都知道文學創作，其實都是卡夫卡式的寫作，換言之大家都是業餘作家，白天如常上班，晚上埋首疾書。不少作家從個體的位置出發，以陌生化的語言涉足於隱微的政治、以個人的敘述書寫撫觸自我敏感的靈魂。我們可以想像，卡夫卡所面對的世界，不是我們所面對的世界，卡夫卡所面對的讀者，不是我們所面對的閱讀群體。然而，卡夫卡當時所處身的小眾文學社群，卻又跟我們的生存環境，如此相通，如此接近，教我們彷彿聽見卡夫卡和彼此書寫的聲音。
◎作者簡介
鄭政恆
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副會長，現職於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著有跨媒體詩集《記憶前書》，合著有《走著瞧──香港新銳作者六人合集》，主編有《2011香港電影回顧》、《讀書有時》，合編有《香港文學的傳承與轉化》、《香港當代作家作品合集選．小說捲》、《香港文學與電影》、《香港當代詩選》及《長夜以後的故事──力匡短篇小說選》等。
◎鄭政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