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天帥
每年5月某兩、三天，在香港中環畢打街，你總會見到本已擠得水洩不通的行人路上，排起一條長長的人龍。高峰時間，人龍可長達五十人以上。他們當中大部份來自外國，但亦不乏中國人臉孔。
人龍在等待的是畢打行的升降機。畢打行那狹窄得僅能讓一兩人通過的門旁，是Abercrombie & Fitch。Abercrombie & Fitch 的門口要比畢打行大上三四倍。左右兩旁各守著一個門神。他們是外國彪形大漢，穿緊身恤衫、拖鞋，以迷離而不乏英偉的眼神掃視人群。他們的身體散發著香氣。有幾個正在排隊的人聞了直咳嗽。
第一次出現這奇景，是2011年的事。至於最後一次又將在何時？當然未來誰也無法確定，只是估計這不會太遙遠──畢打行作為香港畫廊業核心，很可能只是曇花一現。
首間來到畢打行的畫廊，是位於3樓的Ben Brown Fine Arts。時為2009年。
「畢打行可說是全中環唯一適合經營畫廊的地方。」香港Ben Brown Fine Arts總監Andreas Hecker說。「主要是因為天花板夠高（約3.8米，比一般大廈高約一倍）。另外，我不是說香港人懶，但是他們較不願意上山（前往荷裏活道），當然你也很難要求他們去更遙遠的香港仔或其他工業區。最好的地點始終還是中環。」
Ben Brown落戶後，接下來在2011年1月，畢打行7樓迎來了高古軒（Gagosian Gallery）。同年5月，漢雅軒也從皇后大道中5號遷進4樓。漢雅軒位於畢打行的面積約900平方英呎。當時市場估計呎租約150港元，與中環IFC寫字樓平均呎價160港元相約。換句話說，漢雅軒月租達13萬5000港元。當時畫廊主人張頌仁直言，新租金較舊租金貴一倍，然而他還是毫不猶豫地轉移陣地。理由亦與 Ben Brown Fine Arts 相同。
「早就想入來了，無奈舊租約未滿，如此高樓底空間，在中環幾乎絕無僅有。」
協同效應 製造共贏
在三家重要畫廊進駐下，畢打行開始受全球藝術圈注目。這讓後來Simon Lee Gallery在2012年4月遷入，又多了一個原因：協同效應（synergy effect）。正如Andreas所言：「多間畫廊彙聚一堂，令畢打行成為全香港看藝術的最佳地方。它甚至比博物館更好─因為這裡的畫廊質素甚高，展覽許多都屬博物館級。」
事實上，畢打行也確實吸引不少藝術愛好者。這些愛好者好一部分是在香港工作的商界人士。與許多地區例如上海、紐約等不同的是，香港並沒有許多博物館或公益藝術機構管理層來訪，這是因為香港始終是一個商業城市，藝術的所謂蓬勃，目前基本上也只限於市場。Andreas認為，畢打行其他商戶如經營進階鐘錶的Independence - The Art of Horology，以及經營服飾的The Armoury，亦對畫廊有一定幫助，因為他們的客戶群有不少重疊的地方。
上述種種原因，令香港的Ben Brown Fine Arts成功吸引不輸給倫敦總店的人流。這對於逛畫廊未成風尚的香港而言，可算是一項奇蹟了。
畢打行畫廊的參觀者，除本地人外，由於一些旅遊書已把它列作藝術旅遊景點，是以當中也有不少是國外遊客。至於買家，除香港本地人，還有不少來自台灣。雖然外界許多人認為，國外畫廊在香港落戶，主要是為了內地市場，然而事實上中國大陸藏家，時至今日仍然不多。Andreas指，台灣藏家已接觸當代藝術一段日子，總體而言知識要比內地藏家豐富得多。「但內地藏家學得很快，我想短期內中國有質素的收藏家將會增加不少。」
有趣的是，Andreas透露，他們的香港畫廊亦有不少歐洲客人。
歐洲藏家要買作品，為何不在倫敦總店，而要跑到香港？
「因為有時候某些作品無法在倫敦取得。」Andreas解釋。「2011年我們做過Miquel Barceló的展覽，但在倫敦上次展出是何年何月？我已經不記得了。」
Andreas說，較之於在倫敦，許多時候藝術家更願意在香港展覽。那是因為香港對他們而言仍然是一個新鮮的城市。藝術家也非常希望得到嶄新的經驗，所以他們在香港辦展覽，要比在西方雀躍得多。
當然這些優勢，是在香港經營分店的國際畫廊共用的。然而畢打行六家畫廊彙聚一處，可直接導致人流增加，彼此分享藏家群，因而更易獲得新客源。
類似於畢打行的畫廊聚集點，要數干諾道中五十號的中國農業銀行大廈。那裡的畫廊雖然只有兩家，但因為是白立方（White Cube）和貝浩登（Galerie Perrotin），吸引力並不遜色。
位於畢打街的畢打行，屬新古典主義建築風格，揉合藝術裝飾元素。
「但你不會從中國農業銀行大廈頂樓一直走下來看藝術的。」
Andreas對中國農業銀行大廈，不以為然。「畢打行不同，你會從七樓看到三樓。當你想去Simon Lee的時候，必須先經過Ben Brown。透過櫥窗，你或許會感興趣，於是也順道進來了。這些機會都是在中國農業銀行大廈不會有的。」
「更不用說，畢打行位於熱鬧的街道，而中國農業銀行大廈面前只是高速公路。加上我們的旁邊就是中環地鐵站。人們步出地鐵站，來到畢打行，看過六家畫廊，到底還會不會想看其他呢？」言語間，不難感到Andreas對畢打行的欣賞與自豪。
他說，畢打行的情況，有點像昔日的阿拉伯的巴剎（Bazaar）。同一行業的商販彙聚一處，彼此互相提攜、幫忙，創造共贏局面。有時候Andreas會與鄰居Simon Lee的亞洲總監Katherine Schaefer把展覽約在同日開幕，藉此提升人流。「不是每個展覽都適合同日開幕，但間中一次也不錯。」
藝術門（Pearl Lam Galleries）新任國際總監Althea Viafora Kress 說，她與樂曼慕品（Lehmann Maupin）合伙人Courtney Plummer及香港高古軒總監Nick Simunovic亦早認識，分屬好友。「這不是偶然。」Althea笑道。「我們都是前衛的人，屬於同一社群，對藝術亦擁有類似的信念。Nick的妻子我也認識。我們的出生地很近呀！」
Courtney則把畢打行比喻作紐約的雀兒喜區。當然前者只有六家畫廊，而後者則是超過三百家畫廊的居所，但共用人流的協同作用，仍然生效。
同一塊餅的競爭
當然從另一角度看，他們也是競爭對手。畢竟畢打行的六間畫廊，都在爭奪同一個客戶群。最明顯的例子是，每到藝博會時節，畫廊重頭展覽全部堆在同一天開幕，直接讓潛在客人逗留在每間畫廊的時間大幅減少。Andreas直言，他甚至寧願反其道而行，發電郵提醒客戶不要在藝博會開幕前天，即最多人湧進畢打行的時候來臨。「有些藏家，你知道他們是『不能排隊』的。他們不會願意這樣做。我常跟他們說，如果要來，隨時都可以來。我們這裡常備香檳，沒必要特意與人推擠。」
特別是在香港，當來自世界不同城市的畫廊聚集一城，代理的國際級藝術家卻大同小異，你也做村上隆，我也做村上隆，競爭便更加激烈了。也是因為這一點，當貝浩登在香港尋找落腳點時，曾希望選址畢打行，但終於因某畫廊向業主提出反對，沒有租成。
Andreas坦言，Ben Brown 2009年來港時，經營方針本來是把高質素的西方藝術帶來香港。回顧其2009年開幕展覽，展出的是沃荷（Andy Warhol）、李希特（Gerhard Richter）與畢卡索（Pablo Picasso）。但如今這方針已經行不通。「當你有白立方和高古軒的時候，帶來赫斯特（Damien Hirst）已沒有意義。」
時移世易，Ben Brown也不得不調整策略。於是香港分行的角色，從單純輸出西方藝術，改為同時輸入亞洲、特別是香港作品。這些作品不僅在香港畫廊出售，甚至反過來帶到倫敦藏家面前。2012年5月，香港Ben Brown為今年28歲的中國大陸新進葉凌瀚首次辦個展；同年7月在倫敦辦了當代印尼藝術聯展；今年3月香港Ben Brown首度為當地藝術家Kitty Chou辦個展，緊接著4月亦是當地畫家Simon Birch，辦的同樣也是首次個展。
Andreas接受訪問時，香港Ben Brown正在展出藝術家Not Vital的作品。雖然他是瑞士人，其雕塑卻深具中國風味。事實上那些作品都是他在北京草場地的工作室製作的。「我們希望這些展覽，可以為Ben Brown建立一個同時受東西兩地影響的形象。」
Not Vital的創作，某種意義上與香港，特別是畢打行非常匹配。香港是有名的東西交會之所，而畢打行則是中環已經難得一見的戰前建築，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al）加上藝術裝飾（Art Deco）風格的樑瓦，是香港殖民地歷史的見證。
時代的沉澱 建築的魅力
位於畢打街12號的畢打行，建於1923年，現為泰記隆有限公司持有，屬政府古物古蹟辦事處列明的二級歷史建築。大廈由巴馬丹拿建築師行（Palmer and Turner Architects）設計，與鄰近的華人行和皇后戲院同於1924年落成。最初為蘇錫忠所有，兩年後即轉讓給建築商人伍華，1962年由中國大陸前全國政協副主席、已故商人霍英東與湯約翰以500萬港元買入。據測量師估值，現時已升值至約9億港元。
建築樓高七層，正門設有拱形門廊、有柱式騎樓及雕刻裝飾外觀，與同時期世界大城市如上海及芝加哥的主流建築，大同小異。自建成以來，畢打行一直作商業用途，二戰前主要為外資公司分行辦公室。其中著名的有如德國公司 Jebsen & Company（租用時期為1926至1992年），它曾進行多種商品的歐亞貿易，當中包括藍妹啤酒（Blue Girl beer)。日佔時期大部分租戶撤離，其後日本與中國公司相繼遷入。
Andreas笑言，自己對這段歷史一無所知。然而也有畫廊家特意因為這段歷史而來，那就是藝術門主人林明珠（Pearl Lam）。其香港分行於2012年5月在畢打行開幕。
「為甚麼我會選擇畢打行？因為我是香港人，而畢打行是香港碩果僅存的舊式建築。」她說。「因為我對藝術的定義是『傳統的演化』。對我而言，中國藝術是中國傳統的延伸，而不是借來的西方現代主義。所以我總是選擇能表達我這種思想的舊建築，作為畫廊地址。即便在上海亦然。」
與此同時，庫哈斯（Rem Koolhaas）為今年3月新開幕的香港樂曼慕品畫廊設計室內裝潢時，也特意把中間的柱子原樣保留，不加粉飾。剝落的柱身，突出了畢打行久遠的時代感。
但有沒有人不喜歡畢打行的歷史，甚至認為它是個負面元素呢？出乎意料之外，答案是有的。那便是畢打行的業主。由於香港政府規定，列為一級歷史建築的物業，若要作任何改動及修改結構，須獲政府批準，導致物業發展潛力會受影響，亦令物業的轉售難度增加，進而影響估值。所以，當古物諮詢委員會建議為畢打行評為更重要的一級歷史建築時，業主反而要求將物業從評級名單中剔除。
Althea說，她之所以認為畢打行重要，正在於它提出一種與時代主旋律相異的文化意識。「我來自紐約，那裡充滿『用過即棄文化』（disposable culture），樓宇反覆蓋了又拆，拆了又蓋。……香港也一樣，現在已經很少舊建築了。像畢打行和半島酒店這類殖民地色彩濃厚的建築物，其實有很多事情可以討論。」
檯面下的隱憂
已在畢打行分別經營了25年及17年的中環人聚腳地China Tee Club以及復古中國時裝品牌「上海灘」，也於前年撤走，換成去年開幕的美國Abercrombie & Fitch。原因也是因為錢：Abercrombie & Fitch願意繳付700萬港元月租，租用畢打行12700呎的店面。金額為上海灘原來租金大約二點五倍。
林明珠說，Abercrombie & Fitch的高調商業行動，把整個中環地段的舖租提高。「我不夠幸運，租約簽在Abercrombie & Fitch之後，所以租金也相應增加。」漢雅軒的張頌仁、Ben Brown的Andreas以及樂曼慕品的Courtney均認為，現時畢打行的租金實在太高。
「租金太高，你就不能辦新進藝術家展覽了。」Andreas說。「因為即便所有展品賣光，你還是得虧本。」
「可是這裡是『香港中的香港』，又有甚麼辦法呢？」Courtney 說。
林明珠和Andreas也說，雖然租金高昂，但並非不能理解業主的立場。Andreas甚至說得坦白：「如果我是業主，可能我也會這樣做。」
然而業主卻似乎不太理解畫廊業對畢打行的價值。猶記得去年，畢打行千不選萬不選，卻選在藝博會期間進行樓梯翻新工程。這不僅令公眾難以在大廈移動，連畫廊運送藝術品也變得非常困難。另外，畢打行的門口非常小，導致大型作品無法出入、展示。雖然畫廊已多番向業主反映，然而目前並未受理會。
Abercrombie & Fitch的出現，也令畫廊家非常困擾。
「那些男模特兒的香水，在大廈上面也聞得到。」說到這裡，林明珠直呼oh my god，稱整座畢打行都因為Abercrombie & Fitch帶來的影響，投訴不斷。藝術門畫廊附近，便是男模特兒的休息室。每逢換班時間，男模匆匆出入，腳步在畫廊門外隆隆作響。林明珠形容，他們就像下課時從課室衝出的學生。
部分畫廊則苦於被Abercrombie & Fitch的大聲量音樂騷擾，當中甚至有畫廊家向業主發出超過一百五十封投訴信。
當然，對方付出的租金這麼多，你怎能趕它走？如果它不走，便是畫廊走。有畫廊透露，已開始研究，是否能夠遷往其他場所。畢竟畢打行雖然很不錯，但在許多意義上，並不是完美的地方。何況自從Abercrombie & Fitch開幕後，情況還每況愈下。
只是遷，也真不知遷到哪裡。有消息指，中國農業銀行有意收回干諾道中五十號租出的空間，作銀行辦公室之用。倘消息屬實，不僅是畢打行的畫廊家要為場地頭痛，即便是白立方和貝浩登也要發愁。
「早晚會有其他更合適地方出現的。世事便是如此。」一位畫廊業主道。
每年5月在畢打行門口出現的奇景，還能持續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