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曾經是個村子，只是農村景象已不復見。
出讓了土地，住進了樓房，農民過起嚮往的都市生活。
但他們逐漸發現，自己始終不是城裡人，卻也難返舊身分……
初次造訪喜村（化名）是在2011年的春天，成都市區就有公車直達喜村，車程也不久，約莫一個小時。往喜村的路途，不似我之前去過的中國農村那般顛簸、塵土飛揚；公車行駛在筆直平坦的馬路上，看得出路很新，沿途都是嶄新的樓房、相當都會品味的餐廳以及象徵現代化的商業大樓。下了車，放眼望去，盡是一棟又一棟的樓房，我找不到村子曾經存在的痕跡，轉頭問同行的中國友人：「原來村子的範圍是從哪到哪呢？」友人也回答不出來。在轉型為社區、高樓進駐後，這個村子早已失去邊界。
開門頁 （攝影／Kyle Talor）
農民消失，組織卻不變
嚴格說來，喜村已經不是村子了。約莫於七年前，在成都政府的主導下，喜村從農村整併入城市，成為城市社區。做為中央批準的「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成都市政府宣稱要取消五城區內的城鄉不平等；五城區為錦江區、武侯區、青羊區、金牛區和成華區，在這個範圍內將不再有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差別，所有居民一律成為「新市民」。但這背後的事實是：由成都市政府主導的全面城市化，第一步便是將五城區內所有的農村改製成社區，農民變成市民，農村土地全部收歸國有再進行開發招標，一步一步向外擴張。根據2012年的統計，五城區內已經沒有農民了，他們消失在統計數字裡，「融入」城市，成為市民了。
喜村位於城鄉結合部，所謂城市和農村交界的位置。農村改制的社區自然不同於其他城市社區，被稱為「涉農社區」。在這些涉農社區裡，原本的農村政治組織換了名字仍然持續運作，村委會改成居委會，村民小組也沒有解散，只是改稱為居民小組；幹部們仍負責原村民的大小事務，但也要管理行政區內新遷入的居民。農村的集體經濟仍存在，這也是原有政治組織沒有解體的主要原因。喜村的改制過程是成都市的成功樣板，不同於早期沿海地區的城中村，這種「由政府主導先行的農村城市化」，是近年中國後進發展區域獨有的城市化模式。
樓起了，人遠了
友人介紹我認識了鍾姊，她是我第一個認識的喜村人，在成都待的這幾個月，鍾姊領我瞭解喜村並為我勾勒村子過去的模樣。鍾姊的年紀不到三十，在居委會工作，早已結婚生子，村子改制拆遷時，她正在外地讀大學，是村裡少數的大學生，等到她畢業回家，一切已經全變了樣。
我問她喜村原來是什麼樣，她說這裡本來是很一般的農村，村子裡有田，也有些工廠，村民大多會在院子裡加蓋小間（雅房）租給外地來的民工，貼補家用；雖然有外來者，但基本上還是個熟人社會。村民平時就種種田，也會去工廠打打零工，大家都住在大院裡，天氣好就在院子裡吃飯，她特別懷念以前的晚餐時間，左鄰右舍互相吆喝聊天，生活好不熱鬧。那一年，政府的公文下來，宣佈喜村要改制為城市社區，政府把地徵了，蓋樓房給大家住，到時候一戶可以分個幾套房（公寓），大家都可以住樓房，照樣可以收點租金補貼，還有沖水馬桶用，生活品質都會跟著改善。村民聽了只覺得很好，就這麼簽下同意書，哪想到住進樓房後，水要錢、米要錢、菜要錢，什麼都要錢。門關起來，好像把心也鎖起來，大夥兒也跟著生疏了。
喜村的土地被徵收後規畫成住宅區，使用權拍賣給土地開發商，建成氣派華美的商業樓盤，有一定經濟能力的人才住得起，因此入住者都是原本就是城市戶口的外地人。政府蓋給拆遷村民的樓房稱為安置房，由政府出資興建，這些安置小區和商品樓盤的外觀、品質都有明顯差距，一眼就可分辨廉價房和進階房屋的不同。安置房和商品房的租金自然也是不同等級，同樣坪數，商品房的租金約是安置房的兩倍。短短五年光景，村子的地貌由農村時代的散居轉為現在的集中居住，同時有外地者大量遷入，人數已超過原村民的三倍。對原來的村民來說，走在生活一輩子的村子裡，路上卻盡是生面孔，人事全非，他們的戒心也因而變強了。在出讓土地的同時，土生土長的村民反倒成了文化和經濟的相對弱勢者。被城市吸納之後，他們的生活真的有變好嗎？
村子內，另闢出路
村民的教育水準普遍不高，即使以鍾姊這一輩年輕人來說，讀到高中的仍屬少數，大多是小學初中的程度。在改制之後，村內的工廠全數搬遷，又沒有田可種，而收租並不足以支撐一整個家庭的生活，因此產生大量失業人口。居委會便得肩負起協助就業的責任。
居委會一方面聘僱清潔、保安人員維持整個社區的整潔和秩序，直接提供村民工作機會。另一方面，居委會也與轄區內所有的開發商及物管公司協議，保安和清潔等人事聘用必須以本村居民為優先，間接提供工作給因土地徵收而失業的農民。他們一個月的薪資約在八百至一千元人民幣之間，直接或間接仰賴居委會工作的人數共約五、六百人，約占原村民的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
我接觸的吳大叔，就是在改制過程中失業的村民，因此加入了居委會的巡邏隊。巡邏隊裡的大叔大嬸大多都是相同背景，年過四十，國小畢業，原本都是邊做工邊種田。但改制後，受限於學歷和年紀，他們無法在市區找到工作，只能留在村子裡，仰賴居委會提供工作。
同樣是農地改建住宅，開發商所蓋的華美樓房與政府出資興建的安置房，兩者之間存在明顯差異。（04攝影／潘韋岑）
論生活，工不如農
我向吳大叔問起了當年的拆遷和現在的生活。說起拆遷，他語帶懊悔地說：「當初農民沒那個意識。」當年他們第一次遇到拆遷，什麼都不懂，政府一口氣拿個兩三萬給你，還說要幫忙蓋樓，以前從沒見過這麼多現金，覺得這筆錢好多，沒想到搬進樓房才發現多出很多開銷，那點錢根本不經用。等到一棟一棟商業樓盤蓋起來，他們才知道政府賺了好多錢，當初或許可以要更多賠償，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對照目前的生活，吳大叔覺得過去生活沒那麼大壓力；其他巡邏隊的人也異口同聲地附和，還是以前當農民好，辛苦歸辛苦，但是有錢有地有飯吃，就算沒了工作，好歹還能靠種田餬口，不至於餓死。現在的生活朝九晚五，工時固定，沒法兼差，純靠勞動力掙錢，消費水準那麼高，怕工資低養不活家裡，一被開除，全家就得喝西北風。
城市化，擠壓舊營生
認識李大哥是在區政府舉辦的「統籌城鄉大型人才招聘會」。成都市因為近年大規模的農村城市化，無業的失地農民逐漸成為重要議題，區政府一年一度的人才招聘會原本是針對大專院校畢業生，這一年把統籌城鄉當作主題，指定轄區內的居委會都要派人前往協助，並且要攜帶幾名需要就業的失地農民到會場。李大哥就是當天被動員的失地農民。
李大哥今年42歲，家中獨子正在念高職，他的妻子則在超市打工。李大哥幾乎不識字，小學一畢業就開始拉車，從以前的人力車到現在的電動車，拉車拉了二十幾年。
在喜村，他家的經濟狀況原本就不算好，過去在後院蓋的出租小間比別人少，質量也不如人，租金自然低一些。村改居後，李大哥把分配到的安置房拿去出租，收入反而比以前多一些。只是他賴以維生的拉車這行做不久了，政府為了推行「文明城市」，要整治交通，拉車都不準拉到市區去，最近連鄰近幾個街區外都在抓。張大哥繪聲繪影地說：「抓了要罰一千塊錢，還要把你帶到局裡頭關半個月，車子也會被沒收。」
目前拉車的人還是不少，平時午休或下班時間，在較大的路口都能同時看到七、八台車。李大哥說，他以前隨便拉一天車都有七、八十塊的收入，現在幾乎只能在喜村的範圍裡邊跑，專門載從辦公室回家的人，從村子的一頭拉到另一頭，因為距離很近，一趟收個三、五塊錢，一天只能掙個二、三十塊。他們拉的都是二手電動車，一台兩千塊，拉個兩年就得換車，換車時會把舊車當廢棄品賣掉，以補貼成本。
村子外，工作難尋
李大哥的年紀大了，想找個穩定又輕鬆的工作，畢竟等兒子畢業還要四年。他被居委會動員到招聘會上，因為不識字所以讓我陪著看看哪裡有招工。他本以為都被動員到這裡了，應該會有合適的工作機會，沒想到攤位都繞了一圈，才發現幾乎每間公司都要求高中以上學歷。我們又走了一圈，將每個攤位的招工訊息仔細再看一遍，終於找到一個沒有學歷限制的職缺——成都富士康在招普工。接待的小姐見了我笑得燦爛，馬上要我填表，我說：「我是在幫這位大哥找工作，請問他可以應徵嗎？」小姐斂了斂笑容問他：「你幾歲啊？」李大哥滿臉笑容地說：「我42歲！」接著連忙掏出身分證來，小姐尷尬地說：「不好意思，我們只收35歲以下的。」李大哥開朗地繼續說：「我42歲，差7歲而已。」
最後，我們只能離開。李大哥笑著對居委會負責勞動保障的姊姊說：「沒有找著合適的，妳給我在社區裡找個守門的吧。」原本沒有依賴居委會找工作的李大哥，在城市化的過程中轉了一圈，最後還是失業了，必須回頭向村集體求助。這樣的「退化」或「轉型」的村集體，仍然是社會保障的最後防線。
因為不符城市的「文明」形象，人力車、三輪車等交通工具常遭政府取締，而日漸消逝在街頭。（03攝影／McKay Savage；04攝影／Jason Huang）
有樓住，誰會不想住？
鍾姊、吳大叔和李大哥分別代表這個村子裡的三種群體：鍾姊是少數念大學，見過世面的村民，一回鄉即在居委會擔任幹部；吳大叔是村子裡的小康人家，雖然改制期間失業，但立刻找到居委會的工作，有一份穩定的薪水，過幾年等他退休後，即可倚仗城市社保養老；李大哥的家境貧寒，在城市化過程中，隨時面臨失業風險，但樂天知命的他，只曉得日子要好好過下去。
他們的生活隨著城市化而劇烈變動。然而在中國，不管就政府、農民或大眾的認識，農村的建設就等於城市化。農村與城市是所謂的「發展」的光譜兩端，如果城市是現代化的象徵，農村便代表落後和不文明。對城郊農戶來說，雖然還保有耕地，但耕作老早就不是主要收入來源，他們的經濟生活已經越來越依附都市。我接觸到的農民鮮少有人反對城市化，尤其他們的村落與城市相鄰，只有短短的距離，卻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水準；姑且不論代價和適應問題，城裡人的生活品質：住樓房、有沖水馬桶、平坦的道路和乾淨的衛生環境，這些象徵城市的進步與文明，是值得追求的狀態，套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有樓房住，誰不想住樓房？」
農民、市民，還是公民？
離開之前，我不經意地問吳大叔：「你覺得自己是農民還是市民？」他回答我：「怎麼說咧，現在都承認為中國公民嘛，都是屬於公民。」
在幾十年的城鄉二元體制下，「農民／非農民」或「農村／非農村」是一個中央權力行使下被強制畫分的產物。農民身分背後代表著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諸多層次的不平等對待，農民被土地所束縛也同時依附著土地；對他們來說，如果唯一的倚仗是土地，那土地又怎麼是一間屋子和一個身分所能取代？然而，從這些隱微的對話和不經意間流露的態度，可以感覺到城鄉二元體制做為一種不平等的社會結構，已經從制度面擴及到文化和心理層面，「城鄉差距」的內化導致農民對市民身分的想望。
我不知道在吳大叔的心目中，「中國農民」是不是不等同於「中國公民」，但可以肯定的是：農民認為自己在經濟上和文化上都是落後的，他們是中國的二等人，永遠不如城市人；他們認同都市代表的文明與進步，希望可以變成城市人。而這種態度不管對城市人或原村民（從幹部到一般村民）都是如此理所當然，不論過去的農村生活有多好，又如何令人懷念，「城市」是一種政治正確的價值，而且原村民對此也有強烈的認同感。
中國農民離不開農村，他們即使在城市能自給自足，卻還是當不了城市人；當政府需要農村土地，他們就得出讓土地，變成數據上的城市人。體制改革的過程，對弱勢者從不曾公平，而且這個群體將因融入城市而隱身，難以指認，因為他們都是「市民」了。
撰文∣潘韋岑
隨著農民住進樓房，昔日彼此緊密相繫的人際關係，是否還將繼續存在？（08攝影／Lindsay Maizland）
作者簡介
潘韋岑
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主修當代中國研究，出生於天龍國，研究中國農村，但邊做邊發現骨子裡是徹底的城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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