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娘不是「偶」婚禮儀式下的性別意涵

紅燭、禮炮、鮮花，大夥一片喜洋洋；擲扇、潑水、踩瓦，新娘總有些無奈。

「禮」本是規範、是限制，若說結婚是兩人的事，為何婚禮的種種限制，都只針對女性而來？

多年前，我與一群同屬性別教育團體的朋友，因經常分享各自在生命與生活中的性別經驗，發現日常的婚喪喜慶儀式中存在許多性別問題，後來我們便將這些經驗或觀察書寫下來，並於2005年出版了《大年初一回娘家》一書。其中有幾篇文章討論到婚禮儀式對女性的束縛——亦即透過反覆的儀式，不斷強化父權的主宰性。很遺憾的，即使到了今日，這樣的儀式內涵仍未有太大改變。

一日主角，處處受限

新娘是整場婚禮的主角及焦點，為了讓新娘在婚紗照和婚禮中呈現出「不像平日」的「美女」面貌，無論是女性本身或周遭親友，經常會以高標準看待此事，希望她能扮演最稱職、最令人驚豔的新娘角色。許多新娘早早便開始為此準備，減肥、瘦身、護膚、保養、燙髮染髮、除毛、修指甲等等，以便在婚禮當天接受眾人的一番品頭論足。性別文化中有所謂「男性凝視」（male gaze）一詞，說的是女性不僅經常被男性不懷好意地注視，還會被其他女性以父權社會的單一、嚴苛的審美觀檢視。但我們對新郎卻沒有這樣的要求或評斷。

除了新娘得費盡心思裝扮外，婚禮當天，還有各式令人瞠目結舌的行頭和儀式，例如禮車上掛著一大塊生豬肉、媒婆撐著一把大黑傘罩著新娘；禮車離去前，新娘得往車外丟一把扇子，新娘媽媽則將手上一臉盆的水潑灑出去；進夫家門之前，新娘得先過火爐、踩瓦片等等。同樣的，這些繁瑣儀式，也都只是針對新娘一人，而且只有她需要一一照做！

「嫁」出去，「娶」進來？

婚禮的儀式當然不只如此。傳統婚禮最早可溯及《儀禮‧士昏禮》的記載，有納釆、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等六禮。現代婚禮雖已經過簡化，但結婚當天還是有許多程式要進行，包括祭祖、出發、燃炮、吃姊妹桌、等待新郎、討喜、拜別、出門、禮車、擲扇、摸橘子、牽新娘、祭祖、進洞房、喜宴、送客、鬧洞房等等，不一而足。

面對這一連串的儀式，一般新人通常只能行禮如儀，沒有什麼自主空間，更遑論去質疑其背後的意義。事實上，許多儀式帶有極為明顯、偏頗的性別意涵。例如常見的「擲扇」，是由新娘拿兩把扇子，禮車開動時，新娘丟下一把扇子，表示要丟掉之前的少女習性，準備做好婦人角色；帶走一把扇子，則是代表丟掉壞習性，而把好習性帶到夫家。但為什麼認定新娘一定有或只有新娘才有壞脾氣？如果參考每年台灣婚姻暴力的性別統計，我們會發現其中的謬誤是很明顯的。擲扇另有一說是要把新娘原來的「姓」丟棄。結婚後，新娘的姓果然不見了，她的稱謂立即變成「X太太」，成為先生的附屬物；過去有些人家還會為新娘另取名字，將她原本的姓和名（連同身分）一併「斬草除根」，完全棄絕。

女性結婚不僅要丟棄過去的自己，還意味著要和原生家庭割捨與斷裂，而男方卻是增益和豐富，這從「嫁出去」、「娶進來」的用詞可見一斑。因此，當禮車開走時，新娘被要求不能回頭看，表示從此斷了與娘家的關係，只能全心投入夫家。新娘子離家前要「拜別」父母，而雙方也經常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相送。至於潑水之意，當年陳前總統的女兒結婚時，夫人吳淑珍說得最直接明白：「嫁出去後，就不要回來分財產！」這無疑是宣告女兒在結婚之後便不屬於原生家庭，需要將彼此的界線畫清楚，而罔顧法律早就規定子女有同等的財產繼承權。

成了新家，失了舊家？

即使經過時代演變，現代婚儀的整體運作仍多以男方為主，雙重標準也還處處可見。2005年，導演吳汰紝拍了一部名為「囍」的紀錄片，以兩個即將踏入婚姻的年輕女性為主角，記錄她們籌備婚禮的過程和心情。從片中我們可窺見，當「傳統」透過儀式來襲，置身其中的女性往往只能無奈地接受。

這部影片的簡介是這麼說的：「囍事，大事。遵辰按時，循禮蹈矩，直到，女兒離開，妻子媳婦嫂嫂舅媽進入。被壟罩的人們快樂地舉杯：『恭喜啊！天賜良緣，新婚燕爾，早生貴子，百年好合，幸福美滿！』然後，妻子媳婦嫂嫂舅媽，微笑著。……（中略）。在這理所當然的氛圍中，又好像有些東西，像小木屑一樣地刺著心頭，那是一種夾雜了緊張、憤怒、害羞、哀愁心情的微弱訊號，就像在《快樂頌》中偷偷藏著摩斯密碼。」

到底被吳汰紝比喻成喜事中的那些「小木屑」是什麼呢？《快樂頌》中又偷偷藏著什麼摩斯密碼呢？資深影評人游惠貞給了這樣的答案：「這是一部典型的女性電影，導演從同樣走到適婚年齡的女性的角度，觀察兩位好友面對即將來臨的婚禮，究竟有何期待和遲疑。探索的過程凸顯了我們仍處在一個一面倒的父權社會，也無可避免地透露了導演對婚姻的遲疑與恐懼。」吳汰紝以細膩手法和幽微譬喻呈現新娘在父權婚禮中的失落與被擺佈的無奈，譬如：打包清空後的娘家房間、家裡「少了一個」的聖誕燈飾……。兩個即將進禮堂的好友，原本說說笑笑地分享著，卻突然靜默，眼角泛淚……

獨立女性，不從父與夫

近年的婚禮還流行一個取自西方的儀式——由新娘父親牽著新娘走進禮堂。《囍》片中的兩位新娘也不例外。婚禮中，我們常會看到這樣的一幕：音樂響起，在花童、伴郎伴娘之後，新娘由父親挽著，一步步走在紅毯上，接近禮臺時，父親再慎重地將女兒交給新郎，完成他的任務。這或許是許多人深受感動的時刻，但從性別角度看，其實大有可議之處。

就以片中兩位主角來說，她們都來自雙親家庭，與父母相處也很和睦，但看來在養育子女和日常生活照顧上，應該還是由媽媽負擔主要責任。然而，最後代表亮相的卻是爸爸，在臺上致詞的，通常也是爸爸。更重要的是，父親將女兒交付給新郎的這個動作，十足是「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傳統的再製！令人不解的是，一個已成年的女性，為什麼需要從一個男性手中被移轉給另一個男性？

改變儀式，新時代有新意

此外，婚禮中當然少不了祝福的話，但我們若仔細檢視，其中也不乏刻板印象或雙重標準。譬如，叮嚀新娘日後要孝敬公婆，扮演好媳婦角色，女婿則通常不會被這樣要求。祝福「早生貴子」之聲更不絕於耳，而且最好要生男生，所以才會有「吃甜甜，生後生！」這樣的「吉祥」話出現。我曾在一個婚宴上見過這樣的場景：男方家長致詞時，不斷對著新娘說：「我們家XX是長子，妳進門後要趕快生，幫我們傳宗接代！」新郎父親完全無視那對新人是大學法律系同班同學，兩人正一起準備國家考試和研究所考試。後來新娘父親實在忍不住了，站起來說：「我希望親家公不要給我女兒這麼大的壓力！」

面對種種不合理的儀式，已有一些人在嘗試改變。譬如，上面那個為女兒挺身「抗議」的爸爸；紀錄片《囍》的其中一位新娘，在婚禮前夕便對家人說：「明天誰敢叫我丟扇或有人潑水，我就翻臉！」除了消極性的抗議或阻止之外，當然也有一些令人欣喜、具創意的做法。譬如，有新人是兩人手牽手進禮堂，也有人是跳著舞進場；有爸爸媽媽各在一旁陪同進場的，也有來自單親家庭的新人，由媽媽來主其事（而非傳統上的母舅）；有新人獨立籌辦婚宴，父母只應邀參與給予祝福，而沒有讓婚宴成為父母（尤其是父親）的社交排場等等。

捨棄陋習，爭取女性地位

隨著社會開放，近幾年人們的性別意識成長，婚喪節慶儀式中的性別意涵開始受到重視，也有較多的討論。像是2004年行政院通過的「婦女政策綱領」，就宣示要改革具貶抑、歧視女性的習俗儀式和觀念。之後，即持續進行相關工作，包括：委託學者研究辦理國民禮儀範例；婚喪葬禮儀檢討座談；甚至在禮儀師的考試中，就考題做了全面的性別檢視；以及出版《現代國民喪禮》等等。但整體而言，至今為止的努力，比較集中在喪葬儀式的改革，婚禮部分則較少著墨。

有些民間婦女／性別團體，很早即注意到許多民間祭祀習俗嚴重輕忽或歧視女性。譬如婦女新知基金會在2003年的清明節，曾召開記者會談「從『孤娘』廟談祭祀的性別文化」，指出女性若是單身或早夭，其牌位不能置於原生家庭，必須放在姑娘廟成為「孤娘」。女性必須藉由婚姻制度進入夫家的祖先祭祀中，才不致淪為孤魂野鬼，顯示出婚姻制度對女性的強制性。1973年在高雄旗津地區，因渡輪翻覆而讓前往工廠上班途中的25位年輕女性葬身海底，後來被集體安葬。這個「二十五淑女墓」幾年前經高雄市女權會的努力，成功遊說高雄市府將墓園整修、重新命名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而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藉由出版《大年初一回娘家》一書，提供許多對婚喪喜慶儀式的性別省思，也因那本書的觸動，讓東華大學的蕭昭君教授成為彰化社頭蕭家斗山祠百年來的首位女主祭。

婚禮商業化，新娘被物化

關於婚禮，除了省思其背後的性別意涵，還有另一明顯趨勢也值得觀察——現代婚禮已越來越商業化，從珠寶禮品、婚紗攝影、迎娶、宴客、歸寧、蜜月旅行等等，儀式中的許多環節莫不與消費緊密結合，似乎花費越多，越能證明愛情的堅貞。許多業者忙著製造名目來刺激消費，譬如新娘祕書行業的應運而生；將鑽戒象徵愛情的洗腦式廣告；昂貴又過度包裝的喜糖喜餅；婚紗攝影讓新娘宛如模特兒般在鏡頭前折騰一番，以換得厚厚一大本相本；喜宴當天，新娘禮服更是一件換過一件等現象。

我們可以發現，在這些新生的名堂中，大多還是圍在新娘身上打轉。父權加上資本主義，兩隻怪獸交相運作，不但讓新人荷包大失血，也讓性別平等觀念仍處於原地踏步。

親密關係，從平等婚禮開始

婚禮，原是兩個相愛的人，在決定結成伴侶、攜手人生之後，以公開儀式在眾親友面前宣誓，並得到祝福。目前在法律上，結婚已一律改成登記婚，公開儀式的婚禮，已不再必要。這是思考婚禮變革的好時機。有人或者因此不辦婚禮，將省下的錢當「成家基金」，讓兩人有一個更扎實的開始；有人或許仍喜歡婚禮的氣氛，則不妨發揮更大的創意，以新郎新娘為主體，兩人一起籌畫能呈現新人個性，令人難忘的獨特婚禮！

從性別角度而言，這個由新郎新娘共同決定的婚禮，無論保留傳統儀式或創新步驟，都應該檢視其中的性別意涵，將那些對女性充滿歧視或片面要求的儀式和做法通通捨棄，讓婚禮對兩個新人而言，都是一個美好的回憶，也是親密關係的民主實踐！

（攝影／汪正翔）
（攝影／汪正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