牠就像所有的怪獸一樣，是個辯證的形象，像一面鏡子，映現出實際關係的癥狀。……如今牠棲於政治和社會控制的邊界、在企盼的想像裡、在分界的綫上，在架構社會生活和知識秩序的區分中。這介於之間的檮杌，不斷提醒我們：被區隔的兩邊，實際是彼此構成了對方；所有的關係—即使是最不對等的—都源自這樣交互狀態的極致結果……。
這是去年「台北雙年展」策展人法蘭克（Anselm Franke）之策展論述，〈現代檮杌／想像的死而復生〉中的引文節錄。以「透過怪獸，反映出歷史書寫與想像事物的關連」是2012台北雙年展的主題，而如鏡一般，它也在同時召喚出館內機制事件的歷史怪獸和想像怪獸。面對今年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事件，無論選擇旁觀、沉默、發聲，又有誰能閃避，自己心中那頭獸，也在找一種現實與理想的最佳棲位呢？
尊重非議中選出來的結果
首先，還原此事件的策展選件問題。我認為2013年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遴選的策展人，只要她沒買票沒內定沒被量身訂作，在評審決議下，她和她的構想，當被尊重。
台灣官方和民間以在地經費用肯定外地藝術家，這不是首例。2012年的金馬獎之外，早在2005年，在文化界陳郁秀領軍下，由民間集資，遠赴威尼斯，由台灣本土年輕藝術社團和本土派評審群，以高於威尼斯金獅獎的兩萬美元作為台灣獎，頒給了當年的阿富汗國家館。然而，花了兩萬美元無償獎金，以及一堆出國考察的團隊經費，除了成就島內團隊的國際行動紀錄，在文化論述上或國際發聲上（讓人看見台灣或台灣錢），一樣無後續影響力。
當時阿富汗館的瓦利扎達（Rahim Walizada）和阿佈達杜（Linda Abdul）的本土性、女性勞動作品，從來沒有在威尼斯台灣館發生過，連台灣的原住民都沒有機會代表台灣館過。而真正「本土藝術」或「本土藝術家」的特質，就是沒有興趣去爭取國際。他們需要被挖掘，不會主動想進軍國際。是故，勿以本土或國家情感來操弄，無論是用官方或民間來較量，到威尼斯一事，其實就是各方爭取國際曝光機會，讓在地藝術團隊有前進的想望。
需正視的雙展辦事件簿
行政機制失當，是此事件核心。北美館的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以下簡稱台灣館）行經多年，策展人和藝術家大都是棋子，國際曝光率最大的乃是館方，以至於台灣館已被視為雙展辦的外館。
北美館的兩個雙年展，向來都是以「政治性藝術」為脈絡。「政治性藝術」不可能讓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十多年來的北美館雙年展活動，在「合於每屆不同規定」下，已極具明顯的政治性策略和人事同質化色彩，長期下來，「政治性藝術」已成為「藝術的政治性」。北美館的雙展辦，成為遊戲規則玩家，原屬於公務體系，對台灣當代藝術生態卻具撼動力。神奇的是，本身充滿爭議的機制，又常以抗爭性、政治性為展覧訴求，無怪乎會有矛盾相向的事件不斷出現。
現階段的雙展辦被視為台灣藝壇權力巨獸之一，有其歷史養成的生態。正如同電影《為愛朗讀》（The Reader）的公務執行者，以依法行事之名，生態遂成為提供正當性的藉口或信念。因為藝壇對於雙年展的狂熱，對能夠與美術機制合作的渴求，在對官方資源分配的監督與制衡上，藝界的批判性已呈現無力，甚至被曲扭的現象。
從2009年到2012年，旁觀者均見證台灣藝壇在野力量，面對這個機制巨獸的歷史性格。2009年的台灣館事件，雙展辦和幾乎相同的評委團，推出了免審自理方案，致使藝壇出現「宏觀調控的批判事件」，但至雙年展開幕，媒體平衡報導，原事件變茶壺風暴。2010年台北雙年展開幕，出現「北美館祟洋媚外事件」，一些具指標性的抗爭者，有另組當代機制，有宣稱不再合作者，但面對機制的有形與無形資源，總是難敵「摸頭效應」。
至去年，雙展辦又自增條款，提出策展人要具「國際性」，又要具「中華民國國籍」，工作流程讓藝壇措手不及。雙展辦的章程，如果每屆都有不同的新法，每屆都依法進行，每屆都木已成舟下必須航行，每屆都只有雙展辦掌握資料流程，館長成為被館員架空的對外發言人，那麼，今日的連署，也不過是提供給北美館一份局部之音的參考名單。館方自然就當作藝壇每兩年要出一次疹子，過了就好。
荒謬與矛盾中的新議題
此事件激發出北美館的國家文化代理權、台灣館論述生產、對話機會等問題，還有，它應該迎合國際潮流，還 是要有區域意識？以下是個人觀點。
站在自由競爭的觀念上，北美館的台灣館是館方經營出的一項國際參與活動，不能以搞破壞心態，輕言徵收或廢除。若其他館有興趣，當都可自行爭取經費，申請前往機會，在威尼斯遍地開花。自然，北美館的台灣館就要再以地方代表中央，視「台灣」館為己任了。
站在台灣館的論述定位（精神所在）上看，北美館的台灣館是平行展，然而北美館的論述脈絡多配合威尼斯雙年展的主題，而威尼斯雙年展的主題向來不是論述，而是開放的命題。北美館對策展理念的想像，其實側重於國際潮勢和創意推出，其所謂的策展論述脈絡，是建立在時態反應，不是思想論述。如果台灣館需要與時俱進地「嶄新論述」或「嶄新策略」，將來可能出現：由中港臺藝術家共同詮釋兩岸問題，由西藏藝術家來看台灣宗教或政治問題、由紐澳原住民藝術家來看南島文化，由日本藝術家來看台灣殖民文化與宗主文化的差異，由美國新移民工來與台灣新移民工對話。這樣的國際趨勢和生猛創意，可行嗎？
取消論述或美學文字為依據，藝術團隊如何勝出？站在策展和論述培育上，所謂的策展人制，其實已邁向藝術團隊制。原來，策展／評論／藝術三位一體的策略，是邊緣力量崛起的階段性過程，若變成慣性或常態，便有集團勢力形成的危機。如何拿捏，不因噎廢食，在策展／評論／藝術的培植上尋求平衡，還是需要藝壇集體的理性和智慧。未來，若以國家文化政策作領導，那麼策展／評論／藝術的三角關係當然可以全解決，參展團隊將成為改朝換代的文化政策文宣隊，一切也都可能規格化。
藝術界的「少年Pi」奇幻之旅
如果威尼斯雙年展真的是各國競藝場，每兩年在威尼斯集合，各國是為了想召喚出那一種獸（國家文化圖騰）呢？
此事件，先召喚出台灣文化部長龍應臺的「國家文化政策論」。龍應臺透過媒體發言，擬提出以「國家文化政策」為「台灣館」重新定位。龍部長可能忘記她在任台北文化局局長時，是主張以「城市」定位來看此活動，並認為威尼斯雙年展的國家展機制，太國家主義化了。現在，龍部長在海外擬設「台灣書院」，在台灣則力倡文化產業的經濟效益。面對這個應具獨立自由思考、非經濟效益、不能刻意扶植、又時時會反對國家權力意識的一項當代藝術活動，文化部如何統籌整合，還是出現因地制宜的多元政策呢？
龍部長雖找到一個行政上的制高點，卻可能斵傷了當代藝術精神，而台灣館也應該不是文化政策的代言館。另外，國家層級愈高，不代表行政官僚系統愈好。文化部的行政官僚系統問題，不會比北美館單純，屆時，是否要動員國家機器來編整呢？
為了地方文化行政機制上的改革，台灣當代藝壇需要犧牲自治性，而由國家文化機制來主導嗎？一個國際文化活動事件，原想召喚出一群美麗的藝術獨角獸，卻也可能先召喚出每人內在那頭機動性的變色龍。藝壇的政治性，除了讓人寫得措手不及，還真像再看一場「少年Pi」的人獸奇幻之旅。
備註 威尼斯台灣館是約定俗成的說法，若要名符其實，應是北美館的威尼斯雙年展平行展計畫。
【文／高千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