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國家，誰的紀念日？從紀元節到雙十節的國慶故事

國家，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

為了凝聚它，我們學會揮旗、高歌，

還打造一個紀念日，提醒自己莫忘記。

然而，國慶日究竟紀念誰的國？誰的家？

穿越百年時空，似乎未曾有過理所當然的答案……

雙十，如何成為國慶？

中華民國史上第一次的「國慶日」，是在1912年10月10日舉行的。但就在那次國慶大典不到一個月前，北京的臨時參議會還曾為了選擇哪一天做為國慶日，發生過激烈討論。

當時，由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所提出的最初提案，是以一年之前湖北武昌起義的10月10日做為國慶日。武昌起義被認為是推翻滿清的重要關鍵，值得紀念，來自湖北的議員，對此自然大表贊成。但馬上有其他議員質疑，武昌起義雖然重要，可是只紀念這個日子，對其他革命分子未免太不公平──比方說，廣州的黃花崗起義也很重要，就算當不成國慶，總得給它安排一個紀念日；安徽的議員也說，別忘了當年安徽也有徐錫麟和熊成基兩名革命烈士從容就義，他們對民國的貢獻豈能遺忘；四川的議員則強調，四川當時的「保路運動」，對後來革命影響深遠，當然也必須記上一筆……

革命不是一時一地之功，議員們你一言我一語，爭執不休，但最後議會交付表決，還是決定將10月10日訂為國慶日。

「國家」紀念日，概念源出歐美

事實上，類似「需要一個國慶日」的念頭，並非是民國成立之後才出現。早在清朝末年，就有人提倡國家應該要有特別的紀念日，以培養全體國民的愛國心。抱持這種想法的人不在少數，當時最有影響力的知識份子梁啟超就是其中之一。他以美國和法國的國慶為例，主張「紀念日」可以鼓舞人心，團結士氣，實在有無比的重要性。

結果，1910年清朝便一口氣頒佈了六個紀念日，舉凡皇太后萬壽節（慈禧的生日）、皇帝萬壽節（末代皇帝溥儀的生日）和孔老夫子的生日，都成了國家的慶典日；此外，還外加了五個「國恥紀念日」，包括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的7月24日、英法聯軍攻入北京的8月8日、甲午戰爭大敗給日本的8月16日等等。

只不過，這些規定頒佈不久，清朝就被推翻了。

沒有了「皇帝」，大家只好轉而慶祝「國家」的生日，可是國家似乎比皇帝抽象多了。為了讓人們可以感受到這個看不見也摸不到的「國家」，中華民國──就跟世上任何國家一樣──創造出了國旗和國歌。此後，人們才開始學習唱國歌、揮舞國旗，甚至出現過所謂的國旗體操，這都是前所未有之事。

不過，當時的國旗和國歌，都長得跟今天不太一樣。最早的中華民國國旗，是以紅、黃、藍、白、黑五種顏色所組成的五色旗，象徵五族共和；最早的國歌歌詞，則是這樣唱的：「中國雄立宇宙間，廓八埏，華冑來從崑崙顛，江河浩蕩山緜連，共和五族開堯天，億萬年……」

一直到1928年國民革命軍結束北伐、統一全國以後，國民黨黨歌才變成了中華民國的國歌，青天白日的黨旗才融入了中華民國的國旗。
1912-1928年，中華民國的國旗是象徵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紀元節，日本時代的「國慶」

但是，不管慶典日是皇帝萬壽還是雙十國慶，也不管國旗是五種花色還是青天白日滿地紅，對1945年以前的台灣人而言，這些都不過是另一個國家發生的事。

日本時代的台灣，每逢中華民國國慶，報紙上偶爾會刊出「華僑慶雙十節」之類的活動。比方說，1927年10月10日，在嘉義有幾十名「華僑」在中華會館內舉辦慶祝活動。當時的報導描述，典禮中大家向國旗敬禮，然後輪流致詞；典禮結束之後，則「到宜春樓，齊舉祝杯，酒三行。」當天有日本官員到場，中日雙方人士除了寒暄，並且「相期日華親善，酒闌舉觴，祝中華民國萬歲，於爆竹聲中散席。」

儘管如此，對當時大部分的台灣人而言，「雙十節」並不是國家慶典。當時的台灣，有另一個國慶日──2月11日的「紀元節」。

這一天是什麼日子呢？按照日本政府的說法，西元前660年的這一天，發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日本的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即位了。換句話說，從這一天起，日本國誕生了。

直到現在，仍有不少學者對神武天皇究竟是傳說人物，還是真有其人，抱持高度懷疑。但對於19世紀末的日本政府而言，首要任務既然是創造光榮歷史，塑造愛國國民，神武天皇到底存不存在，就不那麼重要了。從1873年開始，「紀元節」成了日本最重要的國定節慶；身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當然也必須乖乖遵循，盛大慶祝。於是每年的這天，除了全台放假外，各地還會舉辦運動會、音樂會，或是腳踏車競賽、圍棋和五子棋比賽等等。

政權沒力，祭典成為黏著劑

當然，既然是建國紀念日，最重要的還是讓民眾感受國家和天皇之偉大。因此這一點各地通常會舉辦演講活動，講解紀元節的重要性。1926年，紀元節甚至在台北的新公園舉辦了一場遙拜祭典，由軍隊類比演出兩千多年前神武天皇「東征」的英姿；當天晚上在樺山小學校（約當今天的華山藝文特區附近）舉辦了大型的演講會，有三位講者輪流上臺，講述「所謂有色人種的反撲」、「建國與台灣」、「東方帝國的締造與新日本的建設」等課題。據說當時台下的民眾聽得熱血沸騰，不能自已。

1931年以後，日本和中國之間的軍事衝突越演越烈，日本在殖民地也越來越需要「精神總動員」。1932年紀元節在新公園舉辦的祭典，據說有超過兩萬五千人參加。現場除了日本帝國國旗飄揚外，更可以聽見眾人高喊萬歲。

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結束了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人對紀元節的慶祝才正式告終。美軍佔領下的日本，國家崇拜被嚴格禁止，像紀元節這樣的節日也在廢除之列。儘管如此，戰後仍有許多日本人對這個表彰天皇神話的節日戀戀不忘，屢屢想要復興紀元節的傳統。

另一方面，1945年之後的台灣，沒有了紀元節，卻迎來了一個有點陌生的國家和一個全新的國慶日。

雙十入寶島，反攻年年告

戰後的中華民國，並沒有太多時間為了國慶歡欣鼓舞。除了1945年的10月10日，因為對日戰爭剛剛結束，各地還能熱烈慶祝。接下來的幾年，國共之間的內戰爆發，國慶日與其說是慶祝，還不如說是一年一度向全民喊話的心戰時間。

但戰爭不能只靠喊話，1949年中華民國的國軍終究不敵共軍，撤退台灣。那一年名義上在野的總統蔣中正，一心想要反攻大陸，在國慶前夕氣憤地說：「我淪陷匪區的同胞，久在黑暗鐵幕之下，本已不堪受其暴力迫害，而今日又是目不能見國旗，耳不能聽國歌，其喪家亡國之痛，更不知如何忍受了。」但他又充滿希望，對全國軍民同胞說：「我們深信為爭取中華民國獨立而戰，為保障人民自由而戰，為國際正義世界和平而戰，其戰爭必得到最後的勝利。」

隔了一年，情勢沒有好轉。蔣總統在1950年國慶日當天表示：「自愧不能立刻光復神州，拯救同胞，脫離水深火熱痛苦無告的苦境。」從此，三年之後又三年，三年之後又三年，過了二十多年，這個世界──按照蔣總統的說法──仍然「陷於邪正不分，善惡不明，以黑為白，積非成是，充滿貪婪、迷惘、喪亂的痛苦時代。」因此在1971年的國慶上，我們的先總統蔣公仍繼續期待大家保持苦撐堅忍，獨立自強，戒慎而不恐懼，並放眼下一個十年能夠光復大陸。

兩岸競閱兵，國家是誰家？

至於海峽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從1949年起就把國慶日從10月10日改成10月1日。這個中國不唱三民主義，改唱義勇軍進行曲；沒有青天白日，而是改升五星旗。

儘管意識形態南轅北轍，針鋒相對，1949年以後，兩岸對於利用國慶來宣揚國威、高調放話的做法，倒是有志一同。在台灣的國慶典禮上，有美軍將領上臺致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就有蘇聯的代表團來訪講話。

為了宣揚國威，國慶不可或缺的節目當然就是閱兵儀式。從1950年開始，對峙中的兩岸都把戰場從前線一路拉到了國慶大典。起初兩岸幾乎年年都有國慶，到了1960年代之後頻率才漸漸降低。在中國，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間，閱兵被暫停舉行；在台灣，則是隨著最高領導人的身體欠佳，閱兵儀式也漸漸減少。

1975年4月5日蔣中正逝世，據說當時天有異象、風雨飄渺。但那年的國慶仍然照常舉行，為了安定人心，停辦多年的閱兵大典還特地重出江湖。當時的總統是臨時接任的嚴家淦，而真正的接班人蔣經國，在會場上則以行政院長的身分，站在嚴家淦的背後。

不過，這一年的國慶典禮真正的奇觀，不是軍容盛大的國軍，而是有群來自北一女與景美女中、總數超過五千人的高中女生。這群女學生在總統府前廣場聯手演出排字大戲；整齊畫一的演出，比起今天的北韓毫不遜色。為了懷念「民族救星」，表演的最高潮是眾人合力排出了一幅蔣公遺像。據說在臺上的蔣經國，看到此情此景，感動地留下了眼淚。

在那個「國家就是蔣家」的年代，國慶日究竟為的是哪個國哪個家，真要讓人傻傻分不清楚了。

解嚴後，用異議取代同賀

台灣最後一次的閱兵大典，舉辦於1991年。那一年國慶日的前兩天，有群人在總統府前廣場，開始靜坐──包括當時的中研院院士李鎮源與臺大法律系教授林山田。他們的訴求是廢除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根據這條法令：「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

在此之前的四十多年之間，有許多政治上的異議分子，只要不擁戴政府，不管主張是統一或台獨，就會被指控意圖叛亂顛覆，進而遭到逮捕──這是傳說中的白色恐怖。這或許正是愛國主義最大的弔詭。在那些日子裡，每一年的國慶，政府總不忘提醒人民：覆巢之下無完卵，沒有國哪裡還有家。可是四十多年過去，國還在，黨也還在，但政府製造出的許多家破人亡，卻默默地被遺忘。

1991年10月10日，閱兵大典按照原訂計畫照常舉辦。總統府前廣場被鐵絲網重重包圍，但再往外一點，氣氛就完全不同。原本在總統府前靜坐的民眾，因為被警察驅趕，只好轉移陣地，改在臺大醫學院大樓門前靜坐。

沒想到，為了讓國家生日一派和氣，沒有雜音，警察竟然直接進入臺大醫學院，驅趕參與靜坐的老師和學生。軍警進入校園，這個侵害學術自由的舉動，讓當時的臺大校長孫震也忍不住出面抗議，宣示與臺大師生站在同一陣線，要求將校內事務交還校方處理。時任行政院長的郝柏村，態度卻十分強硬，指責孫震不負責任，讓孫震因而辭職抗議。

靜坐雖然被驅離，但抗議行動還在繼續。從那一天起，越來越多人加入響應。終於在隔一年，完成了刑法一百條的修訂。從此，再也沒有人會只因為反對三民主義，就被逮捕入獄。

國家，不會只有一種聲音

從1912年北京參議會內的七嘴八舌，到1991年台北總統府前的靜坐抗議，中華民國也好，台灣也罷，早已經歷許多物換星移。一個國慶日，也隨之衍生出各種不同的意義。唯一沒變的，大概是每個政府──不管是哪一國的政府──大力宣傳的舉國一心，最後都成了夢幻泡影。

這是一個「後民主化」的時代，我們應該更能理解，社會中永遠存在著不同的群體，擁有不同的利益。比起擁抱國家，比較重要的或許是如何創造出一台機器，讓其中每個齒輪看似朝著相反的方向旋轉，但還是可以順利地運行下去。

（本文獲作者同意授權，改寫自其部落格〈革命、抗議、以及其他關於國慶日的故事〉一文。網址：histopolitan.blogspot.tw/2013/10/blog-post_9.html，原發表於2013年10月9日。）

涂豐恩，台北長大的小孩，目前在哈佛大學讀博士班，研究身體、感官與科技的歷史。每天的功課是努力做研究，在被遺忘的世界裡尋找靈光，並學做一位podcaster（www.myaudiocast.com/i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