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西班牙的卡諾，長期生活於倫敦，他在台灣的首次個展「月之暗面：何塞馬利亞．卡諾作品選集」由大未來林舍畫廊與國巨文教基金會共同主辦。國巨集團董事長陳泰銘從2006年開始收藏卡諾的作品並與之結識，此次個展即是由陳泰銘促成。10月12日開幕當天，他滿面笑容開心地來到大未來林舍，展現他對卡諾的支援。

卡諾以熱蠟畫（encaustic）作為最主要的藝術表現形式。他挪用報章雜誌裡的名人映像，高倍放大之後，繪製成大幅熱蠟畫作。卡諾刻意保留了報紙映像放大後的網點，將名人肖像轉為一種當代文化的象徵符號，承繼了1960年代普普藝術的複製概念，而蠟的色澤將隨著時間流逝而改變，也為作品增添了時間感。「月之暗面」一展以「The Wall Street One Hundred 」、「The China 10」及「Raw Model」三個系列為主軸。其中以華人近代史上重要政治人物為題材的「The China 10」系列，是受陳泰銘委託而創作，卡諾如此看待陳泰銘：「他是位頂尖的藏家，也是位特別的藏家，他給了我很多的啟發，『The China 10』即是其中之一。」

而早在2007年的金融海嘯發生之前，卡諾就在金融業所帶動的榮景之中，深切地感到不安，他回憶：「那時倫敦到處都是銀行家、營業員，你可以在空氣中嗅聞得到金融界的影響力。你進不了餐廳，因為位置都被金融人士訂走了。但人們並沒有真正做些什麼，他們只是把錢換來換去，就有幾百萬的進帳，這顯然是很危險的。」於是，2004年他開始了「Wall Street One Hundred」系列的創作，如今我們經歷過金融海嘯的衝擊，看著這些作品，別有一番感觸。（文．攝影／郭怡孜）

《文／郭怡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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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利森畫廊的倫敦據點離斐列茲藝博會展場非常近，劉小東這次趕上了國際舞臺曝光的好時機。利森畫廊今年在倫敦斐列茲藝博會以及斐列茲大師藝博會（Frieze Masters）各有一個展位。利森畫廊以大膽的展位規畫呈現對其品牌的自信，展位採極簡風格，呈現丹．格雷厄姆（Dan Graham）的大型裝置結構。利森畫廊於距離會場車程5分鐘的斐列茲大師藝博會也採取相同的路線，在巨型展位只展示理查德．龍（Richard Long）的兩件大型作品。

此次在倫敦首度亮相的劉小東，他在展覽開幕前一個半月左右提前到倫敦開始這檔個展的準備與安排。劉小東的創作特色在於使用大型畫布在戶外寫生，記錄他的創作過程之筆記、草稿、照片也是藝術家一貫作風。利森畫廊發言人奧西安．沃德（Ossian Ward） 表示：「這次展覽劉小東為展覽一共繪製了3張大件油畫作品 （220×225 cm），由每件油畫作品的外景延伸8件獨一無二的攝影丙烯畫小品，一共24件。」以下，為《典藏投資》倫敦特派員嚴仲唐專訪沃德。

典　可以請你告訴我更多關於這次展覽的名稱「半條街」嗎？

沃　劉小東這次在展覽前，於畫廊周遭的三個地點現場寫生，這跟他過去的企畫也是同樣的模式，採用當地周遭的環境來創作。劉小東表示，他住在倫敦的時候每天步行到畫廊的距離為2062步，從住的地方到畫廊以及寫生地點都在幾條街的範圍之內。「半條街」除了地理上的意謂還有觀念上的詮釋，從一個人的外表或與其交談其實只能認識這人一半，其餘都還是未知，像是隱藏在服裝打扮下跟心中的想法等等，所以人與人之間的瞭解只有一半。這是一個很有詩意的理念，在半條街上可以看到一個世界，但是你只能瞭解其中一小部份。

典　你認為「半條街」的哲學跟藝術家實境寫生有何關聯？

沃　雖然這次實境作畫而是在室內，在取景以前我們跟藝術家在附近的路上遊走，試著更瞭解周遭的區域，藉由地區來瞭解當地居民文化的種種。所有的模特兒都必須非常地放鬆，劉小東也試著深入瞭解他們，儘管有些言語上的阻礙。面對面畫肖像，意味著藝術家與被畫者有著很私人的連結，這是劉小東很自豪的一點。這次的攝影畫作品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紀錄，記載了藝術家認識學習當地文化與居民的過程。他也許會去他們的家，拍照攝影他們的家人、小孩、寵物，或者先畫他們的肖像以後再登門造訪。在倫敦比較難，這是因為英國人對於自己家的文化上的感官比較隱私，相較之下在古巴或東南亞，劉小東比較容易進入當地人的家中做客。

典　若要瞭解劉小東的創作理念與藝術哲學，對於觀賞者，你認為文化脈絡 （cultural context） 是否為一重要的環節？

沃　我不確定他本身的文化脈絡對他的創作是否有非常大的影響，在我看來他是一位著重以觀念出發的藝術家，雖然受過傳統中國藝術教育，有著社會主義跟寫實主義的風格，他的畫風經過一段時間演變了許多，甚至可以說他是觀念藝術家，一位「定點」（site specific）畫家，他游走於中國與西方文化之間，有著中國的背景但也受西方影響與啟發。但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一個新的環境定點作畫時所發現的文化脈絡，表示他必須在某種程度上瞭解英國文化。我們在埃及餐廳時碰到一些狀況，當時已經取好了景，畫面應有一位回教神職人員跟信徒以及餐廳員工，可能因為溝通不足跟文化差異造成誤會，後來回教牧師不願意當模特兒，最終結果是當藝術家開始作畫時現場取好的人像景已經成為室內一景。

典　藝術家這次於展覽前提早抵達倫敦，可以給我們讀者更多細節嗎？

沃　這次劉小東提前於展覽開幕前六周抵達倫敦，每張畫大約一週的時間加上幾天的準備，最後兩周用來創作攝影畫。對畫廊來說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企畫與經驗，一次非常特別愉快的合作，跟其他藝術家與眾不同。

典　這次展覽歐洲藏家的反應如何？

沃　劉小東藏家的背景相當國際化，來自以色列、印度、台灣、中國大陸、英國、以及美國，並沒有太大的地區阻礙，唯一的問題就是他在歐洲當地還沒建立起知名度，但是他的藏家與擁護者正逐漸增加中。其實劉小東的藏家範圍跟其他藝術家相比還更廣，有許多不一樣的買家。

典　從藝術市場全球化的角度看待當地市場，你認為中國當代藝術對倫敦有什麼樣的影響？

沃　有意思的是劉小東的特色是他的腳步散佈在全球，當我想到他時，不會特別認為他是中國的藝術家。主要是因為我們試著從國際化的觀點來看待藝術家的創作，因為國際藝術家的足跡遍佈各地。我覺得他是很國際的藝術家，不只局限於中國。當然這是他的優勢，因為他的模式適用在任何地方。今年稍早他在以色列創作，明年將會去非洲以及印尼。劉小東身為一位國際藝術家的理念，以隱性的方式潛藏在他的作品中，尤其倫敦本身也是非常國際化的城市，這次他畫的人物有許多移民至倫敦的當地居民，包含中東咖啡館祈禱的景象等，所以劉小東特別適合在倫敦這麼多元文化的城市創作。我們希望能夠替藝術家在歐洲進一步建立知名度，因為顯然他在中國、香港、台灣等地區已經有許多經驗，在紐約也有畫廊代理。

《文／嚴仲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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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2年「居住正義」五法修法通過，實價登錄便被視為房市改革的重要一步，

但此制度上路已滿一年，關於「成效不彰」的檢討聲浪卻不斷，究竟哪裡出了問題？

買賣房產，資訊模糊代價大

午後，台北市某連鎖仲介的辦公室裡，一直遲遲無法聯繫且未曾碰面的買賣雙方被帶到兩個小房間隔離；通常會被帶到這裡，表示買賣雙方的價格雖有落差，但已被判斷有很高的成交機會。這過程就像趕鴨子上架：仲介人員在兩個空間中穿梭，使出渾身解數，開始拉鋸縮短價格，偶爾會僵著半小時、一小時，在差距縮至臨門一腳時，才讓買賣雙方見面協商，直到成交。

冗長的時間與凝結的空間交錯，十萬、二十萬的增減，動輒就是一般上班族好幾個月的薪資。相信有買賣房屋經驗的朋友，都曾經歷過這樣的場景。

房地產買賣的價格很難認定、過程也繁瑣複雜，因此民間多委託仲介接洽。然而，交易過程包含大量資訊，業者往往傾向隱藏不利資訊以求成功交易；甚或，綿延不斷的作假及虛張聲勢──「這房子很多人喜歡，您的訂金只能排到第五順位，不過我幫您努力看看」、「已有人出到兩千九百萬，若您低於這個價格不要來談」、「您給他賣這價格太便宜了，我找的買家絕對能讓您多賺一百萬」、「這公寓這麼舊，二樓張先生去年才賣八百萬，您要賣這價格肯定賣不掉」、「這物件千載難逢，您一小時後快拿訂金支票來斡旋，晚了就來不及」──各種話術，幾乎是每一個房仲業者的基本功。

資訊不對等、太多模糊地帶，成為仲介業者賴以維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坊間一般依成交價3~5%付給仲介的佣金，某種程度可以解讀為資訊不透明的代價。這也是政府在2012年8月起正式實施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制的主要原因。

實價登錄，是「正義」前奏曲

從實現居住正義的角度來看，要抑制當前離譜的房價，唯有使房地產「去投資性」才是根本方法。但要如何做到呢？許多人主張限縮不動產的商品化性格，例如早先「雨遮不計價」的修法，輿論認為減少交易面積就能使房價向下修正，結果呢？就像是買一瓶20元的可樂，要求無用的罐子不能計價，到頭來罐子是免費了，但裡面的可樂仍賣20元。

我認為住宅商品化不是問題，重要的是如何讓房地產變成「不好投資的工具」，甚至是「比銀行定存還難賺的工具」。房地產為何會成為熱門投資標的？除了抗通膨、稅率低、利息低、好貸款，最重要的是獲利高。政府打房的目標不應該是「買房子的人」，而是「把房子當投資工具的人」──財政部日前公佈有66萬人持有三間以上房屋，有些甚至擁有數十至數百筆房產，這些把囤房當囤糧的人，才是最該限制的對象。

在這個大方向上，「實價登錄」能發揮的作用是讓房地產「交易價格透明化」並「降低炒作的機會」，而接續在後實施「實價課稅」，才是居住正義的起點。實價課稅機制設計得好，才能有效地讓投資客退場，使房價回到合理價位。

在台灣，繳地價稅要看「公告地價」；繳土增稅要看「公告現值」；繳房屋稅要看「房屋評定現值」；買不動產的貸款成數要看「買賣成交價」；不動產交易所得稅的申報方式有兩種；不動產的買賣契約分成「公契」和「私契」……，關於不動產的買賣、課稅及貸款行為顯得非常複雜。實價登錄若實施理想，除了能大幅改善買賣雙方資訊不對等的情況，還可奠定不動產實價課稅制度的基礎，當各種稅收以「實價」為基準後，即可讓買賣的模糊空間單純化。

資訊透明，隱私仍然可保護

然而，實價登錄實施已滿一年，許多人認為房價仍未明顯下降，效果並不彰。在各種檢討聲浪中，我個人認為「區段化查詢」是目前實價登錄最大的缺陷。

當初設計制度時，認為實價登錄會使隱私曝光而影響人身安全，因此採取每50個門牌號碼為一區段的方式呈現交易價格。然而瞭解房地產的人皆知：鄰近的兩個店面可能有極大的價格差異；即便同一個物件，也可能因鑑價者不同而有不同結果。區段化的模糊資訊，無法真正將房價透明化，僅可視為鄰近區域房價的參考，並未發揮實價登錄的最大效用。

會有如此情形，主要是因為政府尚無完整嚴謹的個資控管機制，無法將個資及交易價格資訊分離。然而，在許多先進國家，已可以查詢每戶價格、門牌號碼、屋齡折舊甚至買賣轉手次數等資訊，其他諸如頂加、露臺或雨遮的面積，改建、增建或室內裝潢翻修，皆有詳細紀錄──充分的資訊對消費者買賣議價有極大幫助，且個資仍保護得滴水不漏。

此外，實價登錄有其盲點，即「成交價格的真實性」──登錄價格是否就是真實的交易價格？有無可能買高報低以降低課稅？未依法登錄被查明的3至15萬罰款是否不痛不癢？這些在在都是問題──顯見如何完整發揮此一制度的設計理念，實現居住正義，我們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落實重稅，自能抑制炒房風

有些人認為，實價登錄等於肯認住宅可視區位有高低價差，是間接在幫豪宅背書。但我個人認為：就算幫豪宅背書，又有何關係？即便透過實價登錄認證它有幾億價值，只要後續該落實的實價課稅政策別手軟，一旦課的稅重了，看豪宅行情還能不能始終如一？

幾億的房子，本來就不是人人買得起。當大家都想擠進大安區、信義區，或至少住進台北市，粥少僧多，物稀為貴，億萬豪宅自然產生。但台灣只有一個大安區，為何大家都要搶進？政府有沒有能力把其他區域也變成大安區？當台灣每個角落的生活品質提升，居住環境穩定，人們安居樂業，不用刻意往城市擠，住宅價值的差異自然會越來越小，也就不會產生被炒作的房子──我想，這種實現居住正義的方式，又更高一等了吧！

撰文｜洪國玹（不動產從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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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四興建與否的問題仍懸而未解，核四公投引起的諸多爭議，卻已將國家推入信任全面崩潰的危險之中。

如果核能災變來臨

捷運車廂裡裝滿了上學上班的男女老少。沒有人說話聊天，安靜的大家多半如我一樣，伏首垂目掛上耳機，滑動的只有手指和眼球。

手機網路突然斷訊，螢幕跳回首頁！

「發生了什麼事？」我本能地抬頭，查看周圍群眾。安靜尋常，如同前一秒鐘。

什麼事都沒發生，還沒發生，唯有我自己的思緒湧動騷亂：「如果，此時核一、核二廠出事，輻射外洩由東北季風吹拂蔓延，無形無味無色的致死物質籠罩城市；如果，唯一訊號只是手機剎那間的網路異常現象，在這個車廂裡所有人已面臨同樣的命運，但是渾然不覺大禍將至；如果，傾城之變僅在轉瞬，末世即將來臨？」

那日，我被這個瞬間的末日映像籠罩，想像七百多萬人居住的城市可能變成鬼域，因人工核種衰變期或長達十萬年，後代子孫將萬世不得踏入此城。我瞠目瞪視自己的手機，驚懼至極。

不需勞駕精神分析學派的朋友解析，我知道這個聯想的由來。前一日，我甫讀罷伊格言的核災末日小說《零地點》，當然是受到書中描繪北台灣遭受核四廠災變前後的影響，自由發揮成現世現時的生活場景。文學作品將核心建造在一個近期內台灣人可能實踐的事情上──核四公投，當公投案結論為繼續興建核四電廠、放入燃料棒商轉，一旦發生災變就成為台灣的末日夢魘。

當信任感徹底崩壞

一度劇烈爭辯如今因政爭暫時擱置的核四公投案，如果在立法院成案，每位享有公民權的成年人皆無法自外其間，因為我國《公投法》明訂，任一公投案若要「有效」，必須同時符合兩項門檻：

1.投票數門檻：投票數必須超過投票權人總數二分之一。

2.有效票門檻：有效票數必須超過投票數二分之一。

乍看之下，只要懂得國小數學1/2x1/2的答案，就知道有效票需為投票權人總數的四分之一，但由於牽涉複雜的政治意涵和法律意義，遊戲規則本身已成爭議。簡單來說，公投法中把不表態、不投票的選民都算為否決「公投案主文」的一方，因此無論是否走出家門，踏進投開票所投下選擇，都已經在這場公民博奕裡賭上一把。而這賭局的後果，決定核四電廠是否繼續興建並商轉，也直接宣判所有台灣民眾是否將承擔另一個座落在斷層帶上、位於五百萬人口首都圈的核電廠，以及其運轉後製造的、至今仍尋覓不到最終處置場的核廢料。

核電廠災害所帶來的末日感異／臆想其來有自。兩年半前，距離台灣兩千五百公里、飛行時間三小時的福島已然具體呈現核災帶來的影響，這個影響以大多數台灣人未曾覺察的方式滲進了我們的生活。例如核災後輻射汙染散佈影響了土地與環境，造成遭低劑量輻射汙染的食品進入市場和我們的肚腹（註）。再由另一角度觀之，近日來民眾對公共政策決策與施政能力、整體社會穩定發展的信任感蕩然無存，或許指向一個更幽微隱匿但實則更為深遠的末日恐懼：正向的社會變遷奠基於社會秩序的穩定開展，社會秩序則端賴信任建構而來，包括社會規範、文化價值、溝通行動和資本交換等面向，均包含連續的、積累的信任建構過程，一旦信任感產生結構性的崩壞，則群體必然走向危殆，推到極致便為末世──古往今來人類社會和文化中俯拾皆是的結局。

只剩意識形態的對抗

在核電與核災議題上，有一些民眾悚然驚覺，我們將集體社會的行政權和立法權委任給專家政治與代議政治，期望社會基礎得以穩固，百姓庶民可以在生活中努力求得一個現世安穩歲月靜好。然而，事情有變，決策權擁有者將包裹政治盤算的博奕推上民主案頭，要求每個人都得上賭桌攤牌，來解決代議政治沒辦法處理的難題困境。民眾只好在弄不清楚遊戲規則、不太認識遊戲主旨、也不怎麼理解遊戲後果的情況下準備「梭哈」。

弔詭的正是那些「不清楚、不認識和不理解」之處，本來現行社會的政治設計，賦予了執政者、代議士和專家治理者的許可權，期望彼等諸公能做出符合最大多數利益的決策並予以執行。「是否續建核四電廠」等議題啟動了人民自行做決策的公投手段，但一開始民眾和主政者就有資源落差、資訊落差和權力落差等三大問題，加上主政者對公平分配資源、公開開放資訊及平衡權力結構運作幾乎不作為，以致落差難以弭平，無法改善民眾「不清楚、不認識和不理解」的情況。開放和平等的對話溝通平臺機制難以確立，原來應當充分檢視、討論和思辨的公共議題變了調，逐漸激化為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的意識形態對抗。

建構社會秩序的信任感安在哉？

民無信不立

伊格言在《零地點》中寫到：「輻射穿行過牆垣，穿行過屋頂，穿行過殘破鏽蝕的管線與支架，無聲無色無嗅，無數細碎的刀鋒，緩滅般的幻影。」殺人毀城於無形的輻射外洩徹底具備了無孔不入、無處不在與無一倖免的性質，而民心何嘗不是？當集體社會裡信任感普遍淪喪，聞不出摸不著看不到的崩毀威脅更形恐怖。兩千年前，智者已然闡明：「民無信不立。」

根據衛福部公佈「日本輸入食品輻射檢測結果統計表（100.3.15~102.9.30）」資料，自福島核災後日本輸入台灣食品抽檢結果顯示，有0.4%以上的食品驗出有低劑量輻射殘留，由於符合現行規定，仍流入市面販售，且有關單位一直不願意提出受到汙染的食品清單。

撰文∣黃嘉琳（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祕書長）

資料來源：http://www.fda.gov.tw/upload/133/Content/201310081135407987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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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中國內陸地區的重要入口網站，川西平原上的天府之國。放眼當代中國，如果說北京、上海、廣州三大都會區是國際上與人爭強鬥勝的剛硬「面子」；那麼成都，應該稱得上家門裡慢步穩行的細緻「裡子」。

別稱為「蓉」的成都，城如其名，有著秀麗的柔性形象。有別於中國一線城市普遍給人嘈雜、急促、灰濛濛的刻板感受，它是極少數能以文化多元、生態友善、環境宜居做為自我標榜的大型城市。然而，或許是因為這些印象太過鮮明，世人往往忽略了成都同時也有剛性的一面，那是追逐成長數字的經濟野心與競爭力。

事實上，過去十多年，成都的經濟表現比起它的其他風采非只不遑多讓，也逐漸受到國際矚目。2010年，美國城市評論家科特金（Joel Kotkin）在《富比士》雜誌（Forbes）欽點成都將是未來十年全球成長最快的城市之一；2012年，在北京、上海、重慶等直轄市之外，成都是全中國GDP第三高的城市，幾乎要與珠三角的廣州、深圳平起平坐；2013年，成都獲選為美國《財星》（Fortune）雜誌舉辦一年一度全球論壇的地點，一時富豪雲集、全球注目，儼然成為「中國的新未來」。

如今中國經濟正面臨轉型考驗，中國政府近來提出以新型「城鎮化」帶動更大範圍的「工業化」，期許「兩化互動」能創造內需市場，以避免不久在薪資優勢消失後，將因產業大舉外移而面臨經濟停滯、甚至崩潰的危機。然而，更大規模的城市化，帶來的也可能是更恐怖的經濟泡沫與生態危機；如果說中國前一波城市化的主要特徵是「投機」與「無序」，那麼這一波城鎮化必定得走得「穩定」且「平衡」，才可能讓這個國家安然度過經濟轉型的考驗。

因此，成都的角色或許更為重要了。做為中西部城市的領頭羊，成都過去在處理城鄉發展的課題上一直被認為是靈活而有手腕，但它在城市擴張的過程中真的達成善治、有遠見的「城鄉一體化」嗎？恐怕不無疑問。在下一個十年間，成都若能走得好、走得遠，不只能起到示範性的作用，也才能帶動區域內其他三、四線城市獲得城鎮化發展的正面效益。

繼上個月帶領讀者深入上海探討中國的城鄉二元體制與流動兒童的教育問題，這個月我們要再帶您走進四川，透過在成都以及其他縣鄉的現場觀察，與您一同思索中國城鎮化的發展路。

（攝影／ Pablo Mar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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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曾經是個村子，只是農村景象已不復見。

出讓了土地，住進了樓房，農民過起嚮往的都市生活。

但他們逐漸發現，自己始終不是城裡人，卻也難返舊身分……

初次造訪喜村（化名）是在2011年的春天，成都市區就有公車直達喜村，車程也不久，約莫一個小時。往喜村的路途，不似我之前去過的中國農村那般顛簸、塵土飛揚；公車行駛在筆直平坦的馬路上，看得出路很新，沿途都是嶄新的樓房、相當都會品味的餐廳以及象徵現代化的商業大樓。下了車，放眼望去，盡是一棟又一棟的樓房，我找不到村子曾經存在的痕跡，轉頭問同行的中國友人：「原來村子的範圍是從哪到哪呢？」友人也回答不出來。在轉型為社區、高樓進駐後，這個村子早已失去邊界。

農民消失，組織卻不變

嚴格說來，喜村已經不是村子了。約莫於七年前，在成都政府的主導下，喜村從農村整併入城市，成為城市社區。做為中央批準的「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成都市政府宣稱要取消五城區內的城鄉不平等；五城區為錦江區、武侯區、青羊區、金牛區和成華區，在這個範圍內將不再有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差別，所有居民一律成為「新市民」。但這背後的事實是：由成都市政府主導的全面城市化，第一步便是將五城區內所有的農村改製成社區，農民變成市民，農村土地全部收歸國有再進行開發招標，一步一步向外擴張。根據2012年的統計，五城區內已經沒有農民了，他們消失在統計數字裡，「融入」城市，成為市民了。

喜村位於城鄉結合部，所謂城市和農村交界的位置。農村改制的社區自然不同於其他城市社區，被稱為「涉農社區」。在這些涉農社區裡，原本的農村政治組織換了名字仍然持續運作，村委會改成居委會，村民小組也沒有解散，只是改稱為居民小組；幹部們仍負責原村民的大小事務，但也要管理行政區內新遷入的居民。農村的集體經濟仍存在，這也是原有政治組織沒有解體的主要原因。喜村的改制過程是成都市的成功樣板，不同於早期沿海地區的城中村，這種「由政府主導先行的農村城市化」，是近年中國後進發展區域獨有的城市化模式。

樓起了，人遠了

友人介紹我認識了鍾姊，她是我第一個認識的喜村人，在成都待的這幾個月，鍾姊領我瞭解喜村並為我勾勒村子過去的模樣。鍾姊的年紀不到三十，在居委會工作，早已結婚生子，村子改制拆遷時，她正在外地讀大學，是村裡少數的大學生，等到她畢業回家，一切已經全變了樣。

我問她喜村原來是什麼樣，她說這裡本來是很一般的農村，村子裡有田，也有些工廠，村民大多會在院子裡加蓋小間（雅房）租給外地來的民工，貼補家用；雖然有外來者，但基本上還是個熟人社會。村民平時就種種田，也會去工廠打打零工，大家都住在大院裡，天氣好就在院子裡吃飯，她特別懷念以前的晚餐時間，左鄰右舍互相吆喝聊天，生活好不熱鬧。那一年，政府的公文下來，宣佈喜村要改制為城市社區，政府把地徵了，蓋樓房給大家住，到時候一戶可以分個幾套房（公寓），大家都可以住樓房，照樣可以收點租金補貼，還有沖水馬桶用，生活品質都會跟著改善。村民聽了只覺得很好，就這麼簽下同意書，哪想到住進樓房後，水要錢、米要錢、菜要錢，什麼都要錢。門關起來，好像把心也鎖起來，大夥兒也跟著生疏了。

喜村的土地被徵收後規畫成住宅區，使用權拍賣給土地開發商，建成氣派華美的商業樓盤，有一定經濟能力的人才住得起，因此入住者都是原本就是城市戶口的外地人。政府蓋給拆遷村民的樓房稱為安置房，由政府出資興建，這些安置小區和商品樓盤的外觀、品質都有明顯差距，一眼就可分辨廉價房和進階房屋的不同。安置房和商品房的租金自然也是不同等級，同樣坪數，商品房的租金約是安置房的兩倍。短短五年光景，村子的地貌由農村時代的散居轉為現在的集中居住，同時有外地者大量遷入，人數已超過原村民的三倍。對原來的村民來說，走在生活一輩子的村子裡，路上卻盡是生面孔，人事全非，他們的戒心也因而變強了。在出讓土地的同時，土生土長的村民反倒成了文化和經濟的相對弱勢者。被城市吸納之後，他們的生活真的有變好嗎？

村子內，另闢出路

村民的教育水準普遍不高，即使以鍾姊這一輩年輕人來說，讀到高中的仍屬少數，大多是小學初中的程度。在改制之後，村內的工廠全數搬遷，又沒有田可種，而收租並不足以支撐一整個家庭的生活，因此產生大量失業人口。居委會便得肩負起協助就業的責任。

居委會一方面聘僱清潔、保安人員維持整個社區的整潔和秩序，直接提供村民工作機會。另一方面，居委會也與轄區內所有的開發商及物管公司協議，保安和清潔等人事聘用必須以本村居民為優先，間接提供工作給因土地徵收而失業的農民。他們一個月的薪資約在八百至一千元人民幣之間，直接或間接仰賴居委會工作的人數共約五、六百人，約占原村民的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

我接觸的吳大叔，就是在改制過程中失業的村民，因此加入了居委會的巡邏隊。巡邏隊裡的大叔大嬸大多都是相同背景，年過四十，國小畢業，原本都是邊做工邊種田。但改制後，受限於學歷和年紀，他們無法在市區找到工作，只能留在村子裡，仰賴居委會提供工作。

論生活，工不如農

我向吳大叔問起了當年的拆遷和現在的生活。說起拆遷，他語帶懊悔地說：「當初農民沒那個意識。」當年他們第一次遇到拆遷，什麼都不懂，政府一口氣拿個兩三萬給你，還說要幫忙蓋樓，以前從沒見過這麼多現金，覺得這筆錢好多，沒想到搬進樓房才發現多出很多開銷，那點錢根本不經用。等到一棟一棟商業樓盤蓋起來，他們才知道政府賺了好多錢，當初或許可以要更多賠償，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對照目前的生活，吳大叔覺得過去生活沒那麼大壓力；其他巡邏隊的人也異口同聲地附和，還是以前當農民好，辛苦歸辛苦，但是有錢有地有飯吃，就算沒了工作，好歹還能靠種田餬口，不至於餓死。現在的生活朝九晚五，工時固定，沒法兼差，純靠勞動力掙錢，消費水準那麼高，怕工資低養不活家裡，一被開除，全家就得喝西北風。

城市化，擠壓舊營生

認識李大哥是在區政府舉辦的「統籌城鄉大型人才招聘會」。成都市因為近年大規模的農村城市化，無業的失地農民逐漸成為重要議題，區政府一年一度的人才招聘會原本是針對大專院校畢業生，這一年把統籌城鄉當作主題，指定轄區內的居委會都要派人前往協助，並且要攜帶幾名需要就業的失地農民到會場。李大哥就是當天被動員的失地農民。

李大哥今年42歲，家中獨子正在念高職，他的妻子則在超市打工。李大哥幾乎不識字，小學一畢業就開始拉車，從以前的人力車到現在的電動車，拉車拉了二十幾年。

在喜村，他家的經濟狀況原本就不算好，過去在後院蓋的出租小間比別人少，質量也不如人，租金自然低一些。村改居後，李大哥把分配到的安置房拿去出租，收入反而比以前多一些。只是他賴以維生的拉車這行做不久了，政府為了推行「文明城市」，要整治交通，拉車都不準拉到市區去，最近連鄰近幾個街區外都在抓。張大哥繪聲繪影地說：「抓了要罰一千塊錢，還要把你帶到局裡頭關半個月，車子也會被沒收。」

目前拉車的人還是不少，平時午休或下班時間，在較大的路口都能同時看到七、八台車。李大哥說，他以前隨便拉一天車都有七、八十塊的收入，現在幾乎只能在喜村的範圍裡邊跑，專門載從辦公室回家的人，從村子的一頭拉到另一頭，因為距離很近，一趟收個三、五塊錢，一天只能掙個二、三十塊。他們拉的都是二手電動車，一台兩千塊，拉個兩年就得換車，換車時會把舊車當廢棄品賣掉，以補貼成本。

村子外，工作難尋

李大哥的年紀大了，想找個穩定又輕鬆的工作，畢竟等兒子畢業還要四年。他被居委會動員到招聘會上，因為不識字所以讓我陪著看看哪裡有招工。他本以為都被動員到這裡了，應該會有合適的工作機會，沒想到攤位都繞了一圈，才發現幾乎每間公司都要求高中以上學歷。我們又走了一圈，將每個攤位的招工訊息仔細再看一遍，終於找到一個沒有學歷限制的職缺——成都富士康在招普工。接待的小姐見了我笑得燦爛，馬上要我填表，我說：「我是在幫這位大哥找工作，請問他可以應徵嗎？」小姐斂了斂笑容問他：「你幾歲啊？」李大哥滿臉笑容地說：「我42歲！」接著連忙掏出身分證來，小姐尷尬地說：「不好意思，我們只收35歲以下的。」李大哥開朗地繼續說：「我42歲，差7歲而已。」

最後，我們只能離開。李大哥笑著對居委會負責勞動保障的姊姊說：「沒有找著合適的，妳給我在社區裡找個守門的吧。」原本沒有依賴居委會找工作的李大哥，在城市化的過程中轉了一圈，最後還是失業了，必須回頭向村集體求助。這樣的「退化」或「轉型」的村集體，仍然是社會保障的最後防線。

有樓住，誰會不想住？

鍾姊、吳大叔和李大哥分別代表這個村子裡的三種群體：鍾姊是少數念大學，見過世面的村民，一回鄉即在居委會擔任幹部；吳大叔是村子裡的小康人家，雖然改制期間失業，但立刻找到居委會的工作，有一份穩定的薪水，過幾年等他退休後，即可倚仗城市社保養老；李大哥的家境貧寒，在城市化過程中，隨時面臨失業風險，但樂天知命的他，只曉得日子要好好過下去。

他們的生活隨著城市化而劇烈變動。然而在中國，不管就政府、農民或大眾的認識，農村的建設就等於城市化。農村與城市是所謂的「發展」的光譜兩端，如果城市是現代化的象徵，農村便代表落後和不文明。對城郊農戶來說，雖然還保有耕地，但耕作老早就不是主要收入來源，他們的經濟生活已經越來越依附都市。我接觸到的農民鮮少有人反對城市化，尤其他們的村落與城市相鄰，只有短短的距離，卻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水準；姑且不論代價和適應問題，城裡人的生活品質：住樓房、有沖水馬桶、平坦的道路和乾淨的衛生環境，這些象徵城市的進步與文明，是值得追求的狀態，套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有樓房住，誰不想住樓房？」

農民、市民，還是公民？

離開之前，我不經意地問吳大叔：「你覺得自己是農民還是市民？」他回答我：「怎麼說咧，現在都承認為中國公民嘛，都是屬於公民。」

在幾十年的城鄉二元體制下，「農民／非農民」或「農村／非農村」是一個中央權力行使下被強制畫分的產物。農民身分背後代表著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諸多層次的不平等對待，農民被土地所束縛也同時依附著土地；對他們來說，如果唯一的倚仗是土地，那土地又怎麼是一間屋子和一個身分所能取代？然而，從這些隱微的對話和不經意間流露的態度，可以感覺到城鄉二元體制做為一種不平等的社會結構，已經從制度面擴及到文化和心理層面，「城鄉差距」的內化導致農民對市民身分的想望。

我不知道在吳大叔的心目中，「中國農民」是不是不等同於「中國公民」，但可以肯定的是：農民認為自己在經濟上和文化上都是落後的，他們是中國的二等人，永遠不如城市人；他們認同都市代表的文明與進步，希望可以變成城市人。而這種態度不管對城市人或原村民（從幹部到一般村民）都是如此理所當然，不論過去的農村生活有多好，又如何令人懷念，「城市」是一種政治正確的價值，而且原村民對此也有強烈的認同感。

中國農民離不開農村，他們即使在城市能自給自足，卻還是當不了城市人；當政府需要農村土地，他們就得出讓土地，變成數據上的城市人。體制改革的過程，對弱勢者從不曾公平，而且這個群體將因融入城市而隱身，難以指認，因為他們都是「市民」了。

撰文∣潘韋岑

潘韋岑

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主修當代中國研究，出生於天龍國，研究中國農村，但邊做邊發現骨子裡是徹底的城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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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鎮化的推進力道有多強？

少數民族地區的小鎮，想要大搞建設，向上海浦東看齊，

或許正是最好的說明。

然而，土地開發與務農的普羅人民，究竟能聯繫上什麼關係？

雨夜，又抵彝鄉

從成都出發的火車，海拔漸漸爬升，穿行在大山大水之間。軟臥車廂裡，我的鄰舖是一位來自河南的大哥，他主動問起：「你們打哪來的？怎麼會來這民族地區？」聊開來，得知他是水電站（水力發電廠）的駐站工程人員，剛結束返鄉省親，要回到工作崗位。談到工作，他非常自豪：「這一帶都是大型的水電站，全靠我們！」但談到涼山，他倒是笑笑：「彝族的地方嘛！他們把爐炕設在屋裡，燻得整個房子黑溜溜的，多髒亂，就是不文明，我受不了。」批評不但直白，還說得十分自然。

入夜後，火車進站，我們終於到了普雄。天下著雨，車站外一片鴉黑，只有等著接人的車燈，錯落地打在路旁小販身上。普雄是涼山州越嶲縣唯一有火車設站的小鎮，從這裡去縣城還有三十多公里的路程；若是過站不停，火車則得再前行三、四個鐘頭，才能抵達涼山州的首府西昌市。如果你曾讀過中研院劉紹華教授的《我的涼山兄弟》一書，就會知道：從成都經涼山到雲南昆明這一線鐵路，連接中南半島的「金三角」地區，是毒品走私猖獗的孔道。來之前，我們不只一次聽人說普雄這地方「不太安全」──但此時此刻，我只感覺腳下溼滑的路面是最大的人身威脅，尚無暇多留意周遭環境，就跳上事先約好接駁的小麵包車，晃盪著又趕路了。

黑夜裡乘著車搖搖晃晃，正是涼山之於我最深刻的「通過」記憶。上回拜訪鹽源縣的羊圈小學，已經歷過一次；無獨有偶，這回的目的地也是一所學校，那是距離越嶲縣城不遠、由台灣人張平宜所創辦的大營盤學校。

拜訪麻瘋村，有意外收穫

平面媒體記者出身的張平宜，十多年前因採訪工作來到涼山。她走訪了多處將麻瘋病人集中居住的「麻瘋村」，眼見少數民族與麻瘋家庭的雙重歧視嚴重壓縮了村民的生存空間，便決心替他們做點事。幾經評估，張平宜將籌募來的資源投入越嶲縣高橋村一處名為「大營盤」的麻瘋聚落，發展一所當時幾近荒廢的學校。

這些年下來，她不但讓大營盤學校從只能勉強進行克難的掃盲教學，發展成一所「公辦民助」的九年一貫完全中小學（現在甚至獲準向州內其他的麻瘋村招生）。教學樓、運動場、食堂、澡堂和初中學生的宿舍，不一而足，以涼山地區村級學校的標準，算是非常不錯的環境。此外，大營盤聚落也因為她的努力而獲得地方政府正視，在2005年自高橋村獨立出來成為一個行政村。

我們造訪的時間是四月初，適逢清明節假期。放假前一天，學校安排小學高年級與初中各年級的學生前往安葬國共內戰殉難者的人民英雄公墓，準備進行一場「愛國」教育的烈士悼念遠足。前來採訪的我們，當然也跟著湊熱鬧。大隊人馬早上八點就集合出發，領頭學生扛著五星紅旗，後頭人手一朵親手製作的紙花，頂著烈日，浩浩蕩蕩地走在郊野之間。

坦白說，那段路程實在遠。公墓位在縣城的另一頭，來回有三、四十公里路，活動足足搞了一整天才結束。然而，比起部分學生從頭走到尾還能活蹦亂跳的旺盛活力，更讓我驚訝的，卻是路途上所看到的越嶲縣城的發展景象。

小鎮蓋新城，遍地起樓中

那天一早，我們先經過許多村落，兩旁多半是菸田、玉米田與油菜花田。越嶲這一帶是涼山州的基本菸田保護區，如果家中經濟情況還可以，種得起菸，生活不見得過得差；只不過菸葉從栽種、採收到烘烤的細節都較講究，而且需要建置並維護設備，相比之下，不少家庭大概仍覺得出門打工比較划算。這樣的田間地景，與我印象中的涼山農村沒有太大差距。然而，隨著團隊逐漸接近縣城，好幾支建築工地的大型機械吊臂，突然間冒出在地平線之上。

走近一看，更奇異了。我們是沿著河邊一條寬闊的馬路（基本上就是在舊市街之外新闢的外環幹道，在台灣鄉鎮也很常見）前進，市區離這裡還有一段距離，沿途沒什麼人煙，但在幹道與市區之間長達數公里的大片土地，顯然都要騰出來蓋樓房。幾處工地的牆上，盡是堆砌著洋風生活、城市財富，與實況全不搭嘎的想像圖和銷售辭令：「舶金地段」、「一舖養三代，財富盡享」、「生活之上，城市理想」、……此外，當然也有已經完工的樓，十幾二十層的，一棟又一棟矗立在那裡。

呆視著眼前還沒人入住的空蕩住商大樓，我實在很難想像，在這個人口不過三萬、美其名為縣「城」的小鎮，究竟從哪裡長出這麼大的房屋需求？

土地開發風，吹上涼山後……

心裡納悶著，我接著注意到街燈桿上的小看板，上頭寫著：「打造越嶲『浦東』，加快新區建設。」其中「浦東」二字放得特別大，而且還是氣勢磅薄的書法字──一切似乎也就明白了。

果然，再往前走沒多遠，就在牆上看到幾幅「越嶲縣新城總體規劃」的藍圖。原來，地方政府已將越嶲河兩岸都納入城鎮規劃；從圖面上看來，「新城」範圍至少是既有市區的好幾倍大。後來，我在涼山州政府網站上讀到一則2012年初的新聞，指出越嶲縣正在努力實現「新型城鎮化」的開發格局，以「做大縣城」為重心，企圖在2016年全國「十三五規劃」啟動前完成投資200億人民幣，將縣城的容積擴大三倍。

別說是三倍容積，那200億人民幣究竟要從哪來？以土地開發為主的城鎮化建設會在越嶲帶動出怎樣的經濟活動？而這些與村寨裡普通的彝族家庭又能有什麼關係？在幾天與當地接觸的經驗中，我實在找不到思考的線索，倒是時不時會想起火車上遇見的河南大哥，好希望有機會再問問他：越嶲新城，是不是已符合了你期待的「文明」？

在大營盤學校停留三天期間，我們除了某日在高橋村碰上一場傳統葬禮，見識到了彝族家支、旁系親屬甚至鄉裡頭人全體出動的龐大社會網路，其他大部分時間裡，並不常看到青壯年人口在村落中出沒。

特別是大營盤村，幾乎就是個只有老人和兒童存在的地方。趁著學校放假，我們央求幾位學生帶著到家裡轉一轉。於是才發現，許多家庭因為父母都在外頭打工，別說是隔代教養，連「小孩帶小孩」的情況都非常普遍。

有些家庭雖然老人家還住在村裡，但他們可能因為健康因素或體力問題只能賦閒，實際上張羅家中一切事物的責任，還是會落到未成年的孩子們身上。此外，大營盤學校要求所有初中生都要住宿，因此雖然村子就在學校旁邊，十一、二歲以上的大孩子，卻只有週末和假日才會回家。在這種情況下，有些還在就讀小學的孩子，平日每天放學後甚至是獨自一人守著一間空屋子，飯得自己做，衣得自己洗，大小家事通通都要自己打點。

正因為這些彝族孩子多半打從懂事以來就習慣「家裡沒大人」，若是沒有年紀太小的弟妹得照顧，他們會想跟著父母兄姊的腳步早早到外頭去闖蕩，想想也不是太意外的事情了。

進城為了務工？或單純想耍一耍？對彝族人來說其實是互不衝突的念頭──藉著成為流動人口，「求生存」與「見世面」，兩種願望一次滿足。

只不過，「耍」也是讓「病」和「毒」進入涼山肆虐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大營盤村，我們聽過一些孩子提起在外地的父母有的「得（愛滋）病」了，留在家鄉不好治，還是跟著伴侶到外頭去生活，表面上說更有機會接受治療，但實際情況總不得而之。孩子們談起這些事都很淡然，我們卻只能默然。

當然，「耍」過之後決定回鄉生活的人也有，德日克古（化名）就是一位。年紀只二十多的他，早些年曾透過張平宜安排到青島的台資工廠實習，但在生產綫上待了幾年，他始終覺得與漢人社會、城市生活都格格不入，於是，成家後他決定回到大營盤。在生活上，能就近幫忙照看兄嫂的孩子；在經濟上，認真打理自家與親友的幾畝田地，莊稼生活倒也還過得去。

外出務工的人多了，也讓村裡實際務農者的耕作面積變大了──有些是代耕、有些是承租，總之鄰近的田地經常會整併起來一起栽種。以玉米為例，涼山農家普遍的耕作技術都還很簡單，除了化肥，他們唯一慣用的「科技物」是用來包覆住田梗、防止水土流失的薄塑膠布，但還得以人工舖設。此時，村裡的孩子是最重要的勞動力。兩袋包子、一壺水，就能招來一群年輕人，甚至是娃兒，在田裡當上半天的幫手。

撰文｜林佳禾 

（攝影／趙中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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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們坐下、躺下，別只是責怪他們擋住了你的去路。

親愛的寶寶：

天涼了，陽光也不若盛夏時毒辣，秋風涼爽，是多麼適合出門散步的季節，於是在你出生後的兩個月又三天，十月十日這一天，我們又上街頭了。

當媽媽背著你，在善導寺站下了車，沿著林森南路往立法院方向慢慢走，你已經睡熟了，溫熱的小身體緊緊貼著我的前胸，但令我發熱的不只是我們相接的身軀，也不是秋季朗朗日光，而是從心底發出的溫暖與感動。有那麼多和我們擦肩而過或並肩同行的人，身上或是穿著白衣，或是繫著反核標語的布條，也有人舉著自製的抗議牌。我們素不相識，未來也不見得會再相遇，但這一天，雙十國慶這一天，我們一起為了國家、為了自己走上街頭。

什麼是理性與禮貌？

可是啊寶寶，讓媽媽感到難過的，不只是政府一再忽略人民的抗議、迫害人民的生命與財產，還有那麼多的人，指責在國慶日抗議的「暴力」與「不理性」。難道這些人看不到，大埔事件中，苗栗縣長劉政鴻推翻前行政院長，現任副總統吳敦義「原屋保留」的承諾，強拆張藥局等民戶，即使過程中失去兩條寶貴性命，也不見政府有絲毫歉意？對比之下，社運團體的訴求多麼溫和，而挾著強大公權力的政府又是多麼殘暴！

媽媽還小的時候，每天坐在教室裡乖乖讀書，只有為了補習走過市區街頭時，有機會見到上街頭抗議的人們。當時，大家都說，那些人擾亂社會秩序、影響交通、不懂得以溝通解決問題，只是魯莽地佔據街頭吵鬧，所以我們總是皺著眉頭快步走過。後來，媽媽因為工作的關係，開始站在街頭聽抗議者憤怒無奈的言語，陪他們在冰冷無情的行政機關外曬太陽、淋雨水，看著蹲坐在人行道上休息的疲倦身影，為了對抗非法濫用的公權力，拒絕政府剝奪屬於他們的合法財產，只好一再上街抗議去，一切都只是為了和下一代好好生活在這塊土地上。

當人們無處棲息

今天我想告訴你一個小故事，讓你理解，對於體制的抗議不應該著重於是否「理性」與「禮貌」。

故事發生在今年九月十五日，一群網友在臉書上組成「自煮公民」團體，發起「公民崛起──台北車站吃喝躺」活動，號召了二、三百人聚集在台北車站大廳，以或坐或臥的聚會方式表達不滿。這場活動被許多人指責有礙觀瞻，認為坐臥在車站是不禮貌的行為，汙辱了台北的門面。

讓我們先回溯去年八月十九日印尼開齋節，當時許多印尼勞工來到台北車站聚會過節，台鐵隨即在車站大廳拉起「紅龍」長線，限制移工聚集。今年八月，又以「有礙觀瞻」為由，禁止民眾在大廳飲食、躺臥。如果旅客想要吃東西或是休息，必須上二樓的商店街，或是到大廳兩側，那裡才剛增加了六十四張座椅。但台鐵好像搞錯了，每天進出台北車站的人不是數十人或數百人，台北車站每天進出超過二十萬人次，平時每分鐘就有一百多人穿越中央大廳，尖峰時刻多達五百人，需要座椅休息的人數是否被嚴重低估了？

付費才能使用公共空間？

重新裝修後顯得格外光鮮亮麗的台北車站，在媽媽眼中，比其他縣市的任何一個小車站都不如。因為再小再舊的火車站，都會有開放座位讓旅客歇腳、等候火車，或是和送行的家人朋友坐著聊聊天。即使只是兩條木長凳，或是幾張塑膠椅，都是對提供公共建設經費的納稅人的一種尊重。

但現在的台北車站，中央大廳是一片空蕩蕩的空地，只提供極少數的座椅，其餘的空間成了需付費才能使用的商場。我們要思考的是，如果我們沒有買車票進入月臺，或是不打算在商店街消費，是否就意味著我們沒有資格使用這個空間？如果公共空間本質上就是免費使用，那麼在台鐵不提供足夠座椅的情況下，民眾席地而坐，哪裡不合理？

我想，這場「台北車站吃喝躺」活動，一方面抗議台北車站對外籍勞工的歧視，另一方面也凸顯了公共空間商品化的問題。

要人性化不要利益化

親愛的寶寶，公共空間商品化，聽起來好像有點難，其實我想告訴你的事很簡單，就是對公共空間的重新省思。

媽媽很在意台北車站大廳不設立座椅。因為來到車站的人，有老人、孕婦、行動不便的殘障人士，他們也許買了車票，但還不想立刻進月臺，還想多和家人朋友聊聊天，也許不打算搭車，只是經過車站，想好好休息一下，但他們可能也沒打算上二樓商店街消費。當兩側少得可憐的座椅客滿時，他們只能站著，就算台鐵突然開放「大廳可以坐臥」，對這些人來說依舊毫無幫助，他們需要的是人性化的公共空間設計。

但眼前我們所見到的車站空間，卻是以「消費」為前提做設計。你必須花錢在二樓消費飲食，或是買張車票下樓搭車，然後才能坐著，屬於公共空間的車站竟也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台鐵忘了，台北車站之所以能吸引財團前來投標設立商場，是因為來到車站的「我們」。先有人潮提高了車站空間的利益價值，才會有願意進駐的商家，所以「我們」當然有資格審視這個公共空間規畫是否合理，在此公共空間設立商店街的利益是全民共用、扶助弱勢團體，還是只有財團得利？

只有「進階」才可以？

也許你會感到疑惑，為什麼外籍勞工要在台北車站慶祝過節？為什麼不像某些人建議的「找餐廳或租禮堂」？又為什麼「自煮公民」要號召大家到車站躺臥，而非到公園去玩？畢竟車站的功能是提供交通運輸服務啊！

這其中還牽涉了外籍勞工的工作時間、收入、文化等等問題，也許在抱怨外籍勞工「破壞台北門面」前，我們要先想想，目前在台灣的外籍勞工約有四十四萬人，他們雖然離開家鄉，但也希望能和親友一起慶祝家鄉傳統節日，填補離鄉背井造成的心靈空缺。在外籍勞工越來越多的今日，台灣難道沒有義務提供一處讓外籍勞工可方便相聚的空間地點？或許這個地方不應該是車站，或許我們要先反省國內是否有足夠的公共空間來滿足他們的需求，並且尊重他們的文化背景。

而當某些人抱怨外籍勞工佔據車站，或是「自煮公民」的躺臥活動影響到旅客權益時，別忘了去年九月，文化部曾經舉辦「藝術席捲空間」的公民活動，文化部長龍應臺還與多名舞蹈系學生在車站大廳跳舞。如果車站大廳只能單純的做為旅客購票時走動使用，那麼也不應該讓文化部辦活動。因為這種看起好像比較「文明」、「進階」事件所隱含的意思是：台鐵所在意的，不單單隻是「旅客權益被妨礙」那麼簡單。事實是政客與財團繼續理直氣壯使用公共空間，然後告訴一般民眾，別「妨礙旅客走動空間」，你我使用公共空間的權益，正同時被政商掠奪。

親愛的寶寶，到「台北車站吃喝躺」，是一種表演型的抗議活動，看來十分誇張的擴展了車站空間的使用方式，是為了提醒社會反思外籍勞工在台灣的休憩需求，建議台鐵改善硬體設備。這麼溫柔的抵抗方式，為的是喚醒一味傾斜財團的政府，把公共空間還給人民。台鐵絕對有義務提供給每一位進出車站的旅客一個免費又舒適的公共空間，一個自由的公共空間。

讓我們勇敢站出來

今年國慶日，是你出生後第一次參加街頭運動的日子，我很高興能帶著你一起參加，過了「不禮貌、不理性」的一天。我相信，如果我們繼續縱容眼前不公不義的事情繼續發生，漠視政府帶頭進行政治鬥爭，容忍政府的顢頇跟惡劣，那麼永遠也等不到公平正義來臨的那一天。

有些人會說，我們的日子過得並不苦，我們沒有經歷解嚴前的恐怖情勢，也沒有嘗過戰爭的殘酷，為什麼還不知足，總是走上街頭抗議。媽媽要告訴你的是，正因為我們享受著前人流血流汗換取來的自由和平，正因為我們是生於安樂的既得利益者，正因為我們在成長過程中享受豐沛資源，所以更不能忽視權益被掠奪的傷痛與反抗，擅自原諒當權者的無能。

寶寶，我們的社會已經不如爺爺奶奶那一代人曾經期望的美好與光明，所以媽媽有義務帶著你一起對抗當前一切的錯誤，期望透過我們這一代的努力，給你一個更好的世界。我想，我不需要犧牲自己的性命了，只需要犧牲一些時間，一些在安逸生活中的時間，帶著你一起練習理性思考、拒絕盲從、培養判斷是非的能力。因為接下來的許多日子裡，這個國家還會出現許多危害與危機，那時，即使我不再陪在你身邊，你一定也能挺身而出，捍衛你所追求的生命價值吧。

撰文｜諶淑婷 

作者簡介

諶淑婷，政治大學新聞系、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畢業，目前是全職新手媽媽。在為兒童寫新聞的過程中，喜歡上兒童。喜愛與兒童討論人權、種族、性別、平等、環保等社會議題，願他們能認識真實且複雜的世界，能想像出一個和現在不一樣的未來，並有能力將其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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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

金宇澄著

印刻出版

2013年08月

《繁花》不是一部方言地域小說，進而，它也不在當代小說現有的諸趣味之中。《繁花》是一個意外，在生活中，恰恰是那些意外時刻讓習以為常的生活忽然變得虛假，迫使人們重新審視生活和自身。同樣，《繁花》也讓我們習以為常的當代小說和當代小說評論都變得面目可疑，閱讀完《繁花》的感受像置身於某種美學習慣的邊緣，會有某種暈眩，失焦，搖晃，輕微的噁心厭倦，在短暫的類似於恐高癥式的不適之後，一個人會重新獲得視覺和聽覺的能力，他發現自己的視力和聽力都增強了，無論是面對文本，還是面對生活。這從側面也證明了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 1925-1995）的一句話，即「文學是一種健康狀態」。

閒話掀起層層風景

「這天下午，滬生經過靜安寺菜場，聽見有人招呼，滬生一看，是陶陶，前女朋友梅瑞的鄰居。滬生說，陶陶賣大閘蟹了。陶陶說，長遠不見，進來吃杯茶。滬生說，我有事體。陶陶說，進來嘛，進來看風景。滬生勉強走進攤位。陶陶的老婆芳妹，低鬟一笑說，滬生坐，我出去一趟。兩個人坐進躺椅，看芳妹的背影，婷婷離開。滬生說，身材越來越好了。陶陶不響。」

《繁花》開場於一聲招呼，一個坐在那裡的人招呼匆匆而過的另一個人停下腳步，進來看風景。這可以視作這本小說作者的開場白，它暗示這本小說的讀者，在他面前即將展開的，是風景，不是故事。風景無法概述，只能呈現，風景不只存在於某個終點處的固定取景框內，而是處處流動隨時變化，比如滬生被陶陶拉住要看買蟹女人的風景，撲面而來的卻首先是陶陶老婆芳妹的風景，「低鬟一笑」，「婷婷離開」，隨後又是一段男人之間關於女人的閒話，教人浮想；這樣的閒話像風，一陣一陣，掀起重重帷幔，更多風景隱約可現，我們立在這樣的言語之風中，看風景，另有樓上人，在看風。

《繁花》中偶爾也有插敘閃回的過去時，如接下來滬生一面被陶陶拉住說閒話，一面回憶和前女友梅瑞交往一段，但其主要篇幅，還都是如上述引文這樣老老實實、著墨均勻的客觀現在時，風景不在回憶裡，都在眼前，不在事後編織好的敘述框架裡，就在當下你一言我一語的對話中。

真實，無須第二種含義

埃里希‧奧爾巴哈（Erich Auerbach, 1892-1957）在《摹仿論》中仔細對比荷馬詩篇和聖經敘事的文體特質，隨後他說，「荷馬史詩中，情節高潮的因素是微不足道的……他僅僅是按照事物的本來面貌給我們描述事物的平靜狀態和作用……在這種使我們沉迷其中的『真實的自在世界』裡，除了這真實的世界本身以外，其他什麼都沒有展現。荷馬詩篇什麼都不隱瞞，在這些詩篇中沒有什麼大道理，沒有隱藏第二種含義。」這段描述，可以原封不動地移用到《繁花》身上。

「沒有隱藏第二種含義」，這對於當代文學幾乎不可想像。當代讀者，或者解釋者，已經習慣了和作者一起玩在文本中藏寶尋寶的遊戲；文本各有其祕密和目標，在文本縫隙裡，在文本以外，在作者心裡，假如不在他心裡，那就在其潛意識、甚至是在這個民族的集體無意識中……雖然有時，我們不免淪為尼采所嘲笑的那類學者，他們費勁心機從文本中挖掘出來的，其實是他們事先自己埋下去的東西。但面對《繁花》，種種尋求「第二種含義」的企圖都會落空，甚至我們也不會生出要在其中尋找「第二種含義」的念頭，就好比面對真實自在的風景，那一瞬間我們會失語，因為語言本身就是一重重習慣了的隱喻，而失語就意味著放棄用習慣的隱喻方式去理解世界，而這種放棄，是文學的開始。

眾聲凝結為瞬間

很多人能夠看到《繁花》與說書傳統的關係，但《繁花》的志向，並不是再造出一本完美的說部舊小說，而是還原無數個由聽書人和說書人共同組成的、活色生香的書場。

《繁花》是由很多的人聲構成的小說，每個人都在言語中出場，在言語中謝幕，在言語中為我們所認識，每個人在他或她的聲音場中，都是主導性的，他或她的說話不是為了烘托主人公，也不是為了交代情節。換句話說，這些說話不是為了幫助作者完成某段旋律，發展某個主題，抑或展開某種敘事；這些說話只為人與人真實交往的那些瞬間而存在，一些人說著說著，就「不響」了，接著另一些人開始說話。就這樣，聲音從一個瞬間到另一個瞬間，從一個平面到另一個平面，我們從中聽到的，是聲音本身，是聲音的情調、音質、音色、速度，這些聲音以它們自己的節奏和邏輯運動，某種程度上，這些聲音是靜止的，它們不走向任何地方，就停留在每個瞬間，每個平面。

平面書寫反直揭內裡

要理解這樣的小說中所蘊藏的激進精神，我們可以在現代音樂史上的類似鬥爭中找到參照。在1948年，現代音樂的試驗者約翰‧凱奇（John Cage Jr. 1912-1992）寫道：「我們可以識別出或許能夠稱之為對於形式的一種新的當代意識：它是靜止性的，不是進行性的。」大約在二十年以後，另一個先鋒音樂家拉蒙特•揚（La Monte Young, 1935-）強有力地予以應和：「高潮和指示性，就是十三世紀以來的音樂當中最重要的指導因素，而在這以前的音樂裡，從歌曲到複調音樂，卻把靜止用做結構要點，這頗近似於某些東方音樂體系所採取的方式。」

某種程度上，《繁花》中蘊藏的激進精神，恰恰可以在極簡主義的音樂美學那裡找到強烈共鳴，極簡主義音樂家在東方音樂中找尋靈感，用靜止性反撥長久以來佔據絕對主流的進行性和發展式，用古典之古典做為先鋒之先鋒的資源，而《繁花》對於傳統話本和古典小說的內在吸收，也正要從此角度來看，方顯得剛健清新，並和現代中國另一位至為傑出的小說家相呼應。

「從前愛看社會小說，與現在看紀錄體其實一樣，都是看點真人實事，不是文藝，口胃簡直從來沒變過……這種地方深入淺出，是中國古典小說的好處。舊小說也是這樣鋪開來平面發展，人多，分散，只看見表面的言行，沒有內心的描寫，與西方小說的縱深成對比。縱深不一定深入……一連串半形成的思想是最飄忽的東西，跟不上，抓不住，要想模仿喬伊斯的神來之筆，往往套用些心理分析的皮毛。這並不是低估西方文藝，不過舉出寫內心容易犯的毛病……」（張愛玲《談看書》）

迴歸語言的內在詩意

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講：「我能知道別人在想什麼，而不能知道我在想什麼。」別人的想法，可以通過其言行來推斷和驗證；一個人對自我的認識卻往往虛妄，最終必須藉助眾人的耳目來調整，在生活之流中完成。這是他在《哲學研究》第二部分致力推導出的核心結論，也可以關聯到蘇格拉底的自知其無知。然而，心理描寫的自負恰恰在於，它認為一個人不經過學習就可以天然明瞭自己在想什麼。又是維根斯坦的話：「我們談話，我們講出語詞，只是到後來才獲得一幅關於它們的生命的圖畫。」

這幾乎可以做為《繁花》的寫照，在《繁花》中，一切都在未成形的黑暗中，唯一牢固可以把捉的，是說出來的言語。言語就像舞臺頂部的追光燈，一個人的聲音響起來的時候，那個人的世界就被照亮，一群人的聲音響起來的時候，那一群人的世界就被照亮，旋即，又接二連三隱入黑暗。

　　言語先於小說，正如同聲音先於音樂，風景先於繪畫，每當一種藝術碰到死胡同或者某種不可能性之時，藝術便天然地呼喚迴歸起源，在這個意義上，《繁花》可以說是重新發現了小說之前的言語，而這也促成了作家對於現代漢語語言結構的改造，通過分解和破壞，通過句法的創造，作家在語言中創造了一種新的語言，他自己的聲音。

　　「車廂空寂，四人坐定，聚會使人漂亮，有精神。宏慶與康總熟悉。汪小姐與梅瑞，善於交際，一講就笑，四目有情。火車過嘉興，繼續慢行，窗外是似開未開油菜花，黃中見青，稻田生青，柳枝也是青青，慢語細說之間，風景永恆不動，春使人平靜，也叫人如何平靜。」

　　這是提煉過的口語，它首先訴諸聽覺，又體現為一種純熟典雅的書面表達，略顯陌生化，卻有韌性和彈性，語言在此刻不再是被駕馭利用的表達工具，開始按照其內在節律自行表演，這裡面有十幾部詩集都難以表達的詩意。文學中的自由力量，此刻得到一種徹底的展現，「使人平靜，也叫人如何平靜」。

撰文∣張定浩  攝影∣汪正翔

作者簡介

張定浩

1976年生，安徽人，現居上海。本職為《上海文化》雜誌編輯，業餘寫詩和文章。著有《孟子選讀》、隨筆集《既見君子：過去時代的詩與人》；另譯有《我：六次非演講》（E. E. Cummings）。

擁有充沛原創能量的松山文創園區，繼2012年原創基地節首度展現松山文創園區的原創力，呈現園區激發創意及培養創意人才的定位目標後，2013 年將再度延續這股原創精神，於12月6日至12月15日舉辦「2013原創基地節」，透過藝術展演、戶外展覽、創意市集、音樂表演、藝文講座等活動，將台北市的「原創」特質以創作實驗、跨界合作、人才培育、創意櫥窗等4大架構跨領域結合，完整呈現，打造一場專屬於台北市的原創嘉年華！

主題「美好年代」 以原創觸動內心的感動

當經濟、文化藝術、生活素質等發展日漸成熟之際，我們是否要更深刻思考且珍惜人與人之間的真摯情感與真誠交流，包括那起初存在於人與人之間美好而互信的關係。在2013年的歲末年終，原創基地節將以「美好年代」為策展概念，延續原創性的特質，透過不同方式的體驗，觸動您內心深層的感動，引領您重返或創造心目中所嚮往的「美好年代」。

本屆原創基地節在4、5號倉庫規劃主題展區，以「美好年代」貫穿，展現「音樂實驗室」、「城市‧遊‧戲臺」和「好家，在台灣」等3大不同型態之展區。

音樂實驗室 屬於藝術家的音樂調色盤

還記得當年初次聆聽搖滾天團「五月天」演唱「志明與春嬌」的那份悸動與感動？「五月天」的音樂跨越族群、國界、年齡層與性別，陪伴每個人走過人生中的「美好年代」。此次在「音樂實驗室」展區中，將全面展現5位藝術家的跨界創作作品，以「五月天」的詞、曲和正向精神為創作藍本，以「勇敢追夢」精神為號召，由知名平面設計師及視覺藝術家Akibo李明道、影音策展人小路映畫、法國裝置藝術家Alexis Mailles、詩人夏夏、元智大學藝術設計系陳冠華老師與12位大四學生等不同領域的藝術家進行創作，藝術家們各自運用屬於他們自己的創作語言，將這份美好的心意傳達在本次展覽當中，讓您品味「五月天」音樂中的正向精神，全面展現流行音樂與藝術跨界的原創力量！

城市‧遊‧戲臺 城市中的舞臺縮影

「城市‧ 遊‧ 戲臺」展區以「童真遊戲奇幻歷險」、「再現文學夢」、「留聲迴旋舞」和「情感世界私角落」為4大主題，由劇場藝術家陳長志、李文政、葉育君、Vocal Asia人聲樂集、耀演、達康.com等11組團隊連番上陣，展演內容包括影像裝置、聲音互動、劇場、讀劇和現場演出等不同藝術創作型態，並以弧形曲線概念構築展場空間，形成觀看的驚喜與樂趣，串連舞臺表演與藝術展覽，展現在「美好年代」的城市，並優游其中，戲樂舞臺的喜悅。

好家，在台灣 以美好與幸福感呈現台灣創意軟實力

5號倉庫的「好家，在台灣」展區，則延續去年的高人氣，邀請近60家台灣微型的獨立品牌組織及文創產業，以「在地生活」、「有機有味」、「風尚復古」、「小未來」為主要方向，打造出極具台灣風味的「新公園」。置身於「新公園」的博物市場裡，您可以發掘有趣新鮮的創意好貨，或是在木箱演說廣場中安安靜靜地沉醉在音樂表演中，或是參與創意講座與松山文創園區一起探索創意的本質。「好家，在台灣」展區將創造出一種台灣特有的傳統市集，那熱鬧繽紛且極具人情味的逛街體驗，將跨地域、跨時空展現台灣這塊土地的美好與幸福。

藝術遊樂場 園區就是遊戲間

看過黑白電影、玩過尪仔標嗎？那些曾經存在過往美好年代中的遊戲，是否曾在您的記憶中時常浮現呢？此次松山文創園區將以「藝術遊樂場」為主題概念，將園區各角落遍佈各式復古遊戲，包括撈金魚、逛懷舊賣所、看經典電影等，並與藝術家合作，打造遊戲空間的藝術性，使園區化身為大型遊樂園，處處充滿歡樂的藝術痕跡。

創藝工廠 台北原創力的豐富成果

原創的形式無限，台北市的年度創意成果更是多元豐富，2013原創基地節也同步規劃了「創藝工廠」展區，展示申辦2016世界設計之都（WDC）成果展、「idea TAIPEI」台北創意學院成果展等，並於週末假日搭配音樂舞臺和創意市集，以原創音樂和手作市集等多元創意活動，豐富您的五感細胞。

原創藍海 精彩創意大匯演

2013原創基地節同時串連了台北市重要的大型藝文展演活動，於松山文創園區同步舉行。精彩內容包括「金馬50風華展」、「科技美學精品展」、「耐人尋味老夫子50週年展」等，文創大街亦有呈現香港城市風貌的「老夫子50時空叮叮車」，可供民眾付費搭乘，以精彩的各式活動，共同彰顯原創態度，發揮無限原創精神。

文、圖／松山文創園區營運中心提供

2013原創基地節

時間│12/6～12/15，週一至週四10:00～18:00，週五至週日10:00～20:00

地點│松山文創園區（台北市光復南路133 號，請由菸廠路進入園區）

電話│02-2765-1388

網址│www.originalfestiv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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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類（Posthuman）」作為一個學術名詞起源於1988年史蒂夫‧妮可思（Steve Nichols）所出版的〈後人類宣言〉（Post-human Manifesto）一書，目前，學界或藝術界對於「後人類」一詞的定義分歧，這個詞主要形容現代人皆是一種後人類，具有分歧、複雜的身分、期許與認同感；現代人並非具有單一的價值觀，反之，現代人往往活在多重、異質且自我矛盾之觀感中。本展主要是回應數位女性主義哲學家唐納‧海若威（Donna Haraway）的「賽伯格（cyborg）」概念，共邀請26位／組國際藝術家，從事數位科技做為媒介的當代藝術創作，呈現策展人對於「後人類」概念之詮釋。

展覽共分3大主題

「後人類」顯示一種介於人類與非人類之間的緊張感與不確定性，是一種結合人的身體與科技技術的現象與想像，這種介於人與科技的概念，回應了海若威對於「賽伯格」之觀點。海若威曾指出：賽伯格是一種數位空間的有機體，一種混雜機器與有機生物體的東西，同時是社會的真實狀態，也是一種虛幻的科學想像。賽伯格是一種超越現實物質的世界裡，既定的兩性二元分界之個體，且去除過去既定的性別二元論，進而呈現解構性別認知、重現身體符碼之「後人類慾望」。本展覽展出的作品以數位科技的手法，包含數位輸出、多媒體互動、影像裝置之作品，探討我們對於身體與性別之重新解讀，共包含3大主題：「複製人」、「跨性人」、「變形人」。

「複製人」以克隆（clone）作為主題：克隆是指一種自然無性生殖的方式，或是藉由科技以無性生殖方式創作出的生物體。1996年人工桃利羊（Dolly）的被創作，暗示未來人類可能可以藉由生物科技，由「非性」的方式繁衍而出，因此「複製人」探討的是當代數位藝術中的「去性別化」及「雌雄同體」現象。

「跨性人」解構傳統性別二元論的論點，強調變裝、同性戀、雙性戀的議題。作品觀察目前社會裡尚被壓抑且較不易被接受的性議題，更探討男女生理結構被解構且重新定義的現象。

「變形人」呼應後人類身體是一種存在於網路虛擬空間之賽伯格身體的現象。賽伯格身體包含「有機」的混雜多種生物之身體，及「非有機」混合機器、科技及人的形象之身體，賽伯格可以是不具實體、虛擬的、具流動性的，是一種存在於電子網路中的形象，或是以具物質性的方式，透過多媒材的方式呈現出來。

國際藝術家受邀參展

多位在國際極享盛名之藝術家受邀參展，包含以呈現混種變形人體著名的澳洲藝術家─派翠西亞‧佩斯尼尼（Patricia Piccinini），她所展出的《迎接賓客》呈現一種詭譎的場景：在一張單人床上，有一位即將與異種生物相擁的小女童，而在床頭上，站立一隻長著絢麗多彩長羽毛的孔雀。這個僅有科幻電影才會出現的畫面，佩斯尼尼以實景大小尺寸呈現藝術家對於這種超現實場景之想像。作品名稱受啟發於一句歌德名言：「美麗到處皆是，是一個賓客（Beauty is everywhere a welcome guest）」。此作品反應自然中美麗與怪誕同時並存之現象，而作品中的「美麗」便是這隻美麗的孔雀，而「怪誕」可說是這個長相詭異的異種生物。佩斯尼尼往往透過藝術家具童稚之心的想像，以一種童話故事中才會出現的場景，呈現她對於身體混種的想像。佩斯尼尼另一件貫穿台北當代藝術館1、2樓之大型裝置作品─《高懸》，表現一個小男孩坐擁在裝載著5隻巨型蟲類的網子之中，小男孩以一副好奇的模樣，趴在網子上從當代館2樓往1樓俯視，當觀眾走進館內，隨即會被這咖啡色的巨網與小男孩所吸引，而觀眾須走到館內2樓才能發掘網中的奧妙與玄機。

聞名世界樂壇的冰島實驗型歌手與多媒體藝術家─碧玉（Björk），展出一件十分精彩的3D音樂影片─《隨心所欲》，影片中碧玉背著一個自己形像的泥人，不時相依相扶、不時扭曲糾纏。影片中的背景是個如詩如畫的景色，以極精緻且又具童話般的視覺表現，再配以碧玉天籟之聲，表現一條明知道沒有結果之旅程。沉寂一段時間的台灣中生代藝術家劉世芬，自2010年於台北榮民總醫院婦產科手術室護士退休之後，便全心專注於專業藝術家創作。這次她展出一件名為《穆勒氏花園—羊走迷》的新作，呈現一個用她自己形象製作的等身矽膠擬真人體雕塑，此雕塑尾椎部長著一條類人猿尾巴，使藝術家塑像如同「沉思者」般低頭沉思著，周圍被多個羊頭骨鹽雕所環繞，這是受啟發於聖經，象徵墮落的人類，另外她也展出6件以有色鉛筆手繪的穆勒氏管變異的生殖系統，及具雌雄同體特徵的植物、昆蟲映像，劉世芬藉此傳達雌雄同體的概念，提出對於性別既定二元論的質疑。

南韓藝術家崔旴嵐（U-Ram Choe）的兩件以不鏽鋼製作的大型機動藝術，帶給觀眾另一股驚艷的視覺饗宴，作品分別是：《城市浮游體─女性》與《城市浮游體─男性》。此兩件作品皆是崔旴嵐以極精緻的金屬手工技術，結合錯綜複雜的模型，參照了史前植物、蟲類與魚類的內在結構與外在骨骼，並結合機械馬達與光、熱感器，使作品產生韻律的運動。《城市浮游體─女性》具女性陰部形像，且以規律的開張運動，並且具光能的發射；反觀《城市浮游體─男性》則徘迴於其周圍，待光能被釋放那一刻，再將自己身體也開啟以吸收陰性之能量。藉此作品，崔旴嵐試圖探討高度城市化與人類生活型態的關係。

旅美的台灣藝術家李小鏡將展出新版的《十二生肖系列》，展場將有一大麯折的屏風，屏風上顯示一位躺臥的裸女，藉著觀者在此屏風來回走動，使原本不連續的身體映像得以接合在一起，展場四周牆面展出其聞名國際、結合人的形象與十二生肖動物的映像，李小鏡更首次展出他今年所作且以十二生肖為主題之立體陶塑。挪威藝術家安‧賴（Ane Lan）以自己裝扮為一女性護士，展出一件名為《我的寶貝》的錄影作品，以不斷歌頌「我的寶貝」的方式，呼喊那未知的孩子，他同時採用心理分析之觀點，探討嬰孩唯有離開母親的身體與產生自我意識之認知，才能成為一獨立之個體。此作品亦涉及生殖醫學科技對於人類生命繁衍之影響。

本展覽之作品皆涉及「身體」，無論是直接將身體變形，與他種生物、機械混種、與大自然結合，或呈現對於身體性別的迷失等等，皆是呼應我們對於「後人類」概念之想像或紀錄。當科技將人類的生活帶到與過去截然不同的層次，在視覺藝術領域裏對於這種「後人類」現象的詮釋，將更顯精彩。

文／陳明惠（策展人）

圖／台北當代藝術館提供

後人類慾望：當代藝術中的性別觀與數位性

時間│即日起至2014/1/12，週二至週日10:00～18:00

地點│台北當代藝術館（台北市長安西路39號）

票價│全票50元

電話│02-2552-3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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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唐朝詩人李紳的〈憫農詩〉是父母常用來告誡子女不要浪費盤中食物的詩句。一粒稻米要成為可口香甜的米飯固然不易，說到台灣蓬萊米的起源，更是一段「粒粒皆辛苦」的故事。

日本米種 開啟蓬萊米歷史

說起蓬萊米，就不得不談起台灣先民原本吃的在來米。早期在來米是從中國南方引進，米粒長但黏性差，口感上不受來台的日本人喜愛。於是米質改良的責任，就落在任職於台灣總督府農業試驗場的磯永吉的肩上。幾次實驗下來，都因為緯度氣候的因素，使得日本米無法在台灣種植成功。直到1921年第一次試種於陽明山上的竹子湖，因竹子湖高度及封閉地形，才成功馴化。

然而要把稻米移植到平地種植又是一大挑戰，此時磯永吉的助手末永仁改良水稻秧期，栽培面積立即迅速增加，並由山上往山下，由北往南移。1929年末永仁更成功種出「台中65號」，米短而粗，米粒較大呈橢圓形，能適應高溫，產量高。它就是蓬萊米原型，因此磯永吉被稱做蓬萊米之父，末永仁則稱作蓬萊米之母，而位於台灣大學的磯永吉小屋則是蓬萊米的發源地之一。

古蹟小屋 窺見穀物老故事

來到磯永吉小屋，一棟老舊日式倉庫坐落在廣大的牧場旁邊，空氣彌漫著田園氣味，門口還種了一排台中65稻米、越光米、糯米等各種稻米。走進屋內，一對磯永吉、末永年銅像就佇立在前，「這可是奇美集團總裁許文龍親手鑄造，是感念磯永吉與末永仁對台灣的貢獻。」導覽志工吳龍昇表示，小木屋為臺大牧場最早期之建物。桌上放著一台老式顯微鏡，旁邊還有取樣器、溫度計、氣壓計。轉個身，一箱表面木板，裡頭鑲銅，酷似蒸便當的木箱放在角落，「這是電氣孵卵器，用來保溫種子，可以插電加熱，箱子上面還有個燈泡。」吳龍昇拉開抽屜，一排排的玻璃罐，裡頭裝滿了米粒、玉米各式各樣叫也叫不出名稱的種子，它們與滿屋的古典農學儀器，從日治時期開始就靜謐躺在屋內一直到今天。

水道遺跡 享受自然綠生活

走出磯永吉小屋，別忘了到附近的生態池走走，這可是瑠公圳的遺跡。興建於1740年的瑠公圳是由郭錫瑠興建的灌溉水道，他引新店溪的水源，以增加土地的開發利用。如今水圳大部分已經填平荒廢，在校園裡留下醉心湖、生態池二處遺址。

從生態池沿著舟山路往外走，這一路都是當年水圳流經之地。穿過羅斯福路來到思源街上的水花園有機農夫市集，只在星期六開市的水花園，是一群以友善大地，堅持有機的自耕農友所建立的社群，他們無論風雨烈日從各地來到市集。一顆顆黃橙橙的大南瓜，一條條嬌小玲瓏的芭蕉，除了農產品，有機茶、咖啡，非基改黃豆做的豆腐等各種無毒健康的農產加工品也找得到，甚至還有標榜由天然有機棉所製的T恤。在喧囂的公館商圈外，群聚成一方「自己人種給自己人吃」的有機天地。

米食點心 品嘗傳統好滋味

米可以做米粉、米線、米干、粄條、河粉等。蓬萊米可以釀酒、釀醋，在來米因黏性低，是菜頭粿或碗粿不可或缺的食材。至於黏性高的糯米，則可以做粽子、年糕及湯圓。位於臺大新生南路側門的臺一牛奶大王，一直是學生最受歡迎的冰店之一，其實裡頭還有湯圓，每逢冬至或是元宵，一碗熱呼呼湯圓是在外求學的學子，排解鄉愁的最佳妙方。早年與臺大之間隔著瑠公圳，學生要靠老闆自己搭的木橋才能到達，現在的店裡還掛著當年一橋之隔的黑白照片。

另一家老店，開業30年的公館酒釀湯圓則隱身在羅斯福路上，招牌就是酒釀芝麻湯圓。酒釀也是米製品，用糯米加入酒藥發酵而成，味道甜而有酒味，加入滑嫩的芝麻湯圓就是冬天進補的熱湯。這裡的芝麻湯圓是手工製作，皮厚軟Q，餡料十分飽滿。酒釀湯則是清香爽口，還可以在湯裡頭打入蛋花，使湯有酒味卻不濃烈。

今年冬天，別忘了沿著瑠公圳遺址來一趟蓬萊米尋根之旅，最後在寒冷的冬夜裡，咬上一口芝麻湯圓，餡料從湯圓裡緩緩流出，不但溫暖了胃，也溫暖了旅人的心。

文、圖／張錦德

磯永吉小屋

週三、六、日 9:30～12:00、14:00～16:30

台北市大安區基隆路四段42巷

02-3366-4789

捷運公館站2號出口，步行約15分鐘。

台灣大學生態池

24小時

台北市大安區舟山路237號附近（台灣大學校內，可從基隆路校門口進入）

02-2363-9252

捷運公館站2號出口，步行約15分鐘。

水花園有機農夫市集

週六13:00～18:00

台北市中正區思源街1號

0938-322-844

捷運公館站4號出口，步行約5分鐘。

臺一牛奶大王

週一至週日10:00～24:00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82號

02-2363-4341

捷運公館站3號出口，步行約15分鐘。

公館巷口老店酒釀湯圓

週一至週日13:30～21:30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12巷2號

02-2365-6718

捷運公館站4號出口，步行約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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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二歲高齡的加拿大女作家愛麗絲•門羅是二○一三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她是諾貝爾文學獎第一百一十位得主，也是該獎項第十三位女性得主，並且是首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加拿大作家。

寫作是一場絕望的競賽

一九三一年七月十日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溫格姆鎮。一九五一年因結婚而中斷學業，婚後與丈夫到康乃狄克省定居。青少年時期，開始寫作。上世紀五○年代開始在各種雜誌上發表小說。一九六八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快樂影子之舞》（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一炮而紅，並得了她的第一座加拿大總督文學獎。一九七一年出版了被視作「成長類小說」的作品集《女孩和女人的生活》。二○○九年，《逃離》獲得布克國際文學獎，該書是門羅在華唯一一部中譯本的作品。二○一二年出版小說集《親愛的生活》。瑞典學院稱她為「當代短篇小說大師」，並稱「門羅以精緻的講故事方式著稱，清晰與心理現實主義是其寫作特色。」國際文學界將她喻為「當代的契訶夫」。

但門羅自己卻覺得，寫作「是一種絕望，絕望的競賽。」在過去的大半生裡，「我沒有一天停止過寫作。」門羅說。飯廳裡從地板到天花板都放滿了書，前去採訪的《巴黎評論》記者描述道，「而在其中一側，放著一張小書桌，上面是一台舊式打字機。這就是門羅寫作的地方。」二○一三年早些時候門羅表示將停止寫作。

從一九六八年到二○一二年，她在美國出版了是十四本小說集，獲得過三十多個重要的文學獎項。而從一九七三年開始，紐約時報至少對她的十一本小說發表過書評。從評述作品風格：善寫人與人之間無處可逃的微妙關係，從稱她為「當代最有才情的小說家之一」，再到「國際文學聖徒」，紐約時報書評中，對愛麗絲•門羅的評價一路走高。

洞悉人心的大師

她的作品以情節細膩見長，文風透徹， 帶有心理現實主義特色。門羅迄今為止已出版十四部作品，多以女性為中心，聚焦於加拿大普通小鎮的生活經驗，探索普通女性複雜的心理與情感世界，在冷靜、精緻的敘事中，給讀者帶來閱讀與心靈的震撼。

門羅筆下的角色多是自知之明，能諳察人情的女性形象，所以幾乎她每本書裡的主人公都能通過細膩的心思抓住解決問題的關鍵，然後得體地處理好矛盾。除了精明能幹，深諳世事外，主角的魅力也源自於她們樂於接受生活挑戰的態度。主角雖然外表看似柔弱，內心往往很勇敢。徐娘半老的她們仍然敢於冒險，處事善斷果敢，自立自強。現實生活中的我們應該都碰到過這種經歷豐富處事機警的成熟女性，無論是在公司的會議室還是在路邊準備去上班的白領人流裡，處處都有她們的身影。

從未想過會得獎

路透社報導指出短篇小說在二十世紀初時更流行，在小說中一次處於次要地位。門羅的短篇小說經常被稱作是「微型小說」，但她本人一直反對這個稱謂。在七月接受《紐約時報》的採訪中，門羅直言，她在寫作之初也曾希望能寫出長篇小說，「當時我認為只有寫出長篇小說，你才會被當成作家來看待。這個想法曾困擾了我很久，但現在我認為短篇小說更被重視。」

美聯社則指出，門羅被視作是「現代契訶夫」，她有很強洞察力、憐憫以及廣泛抓住人物特點的能力，而對筆下的人物又不會帶有個人評價。門羅是繼索爾•貝婁後，又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加拿大作家。報導稱，門羅在接受一家加拿大媒體電話採訪時說：「我知道我有贏的希望，但從來沒想過會得獎。」

門羅對自己的成功非常謙虛，「我想或許我在文學方面成功是因為我沒有其他的天賦。」她一次在接受視頻網站採訪時這樣描述自己，「我並不是真正的知識份子，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家庭主婦。沒有什麼其他的東西可以吸引我，所以我沒有像很多人那樣被太多東西干擾。」門羅的低調是公認的，美國文學評論家大衛•何梅爾評價門羅不是社會名流，實際上她很少出現在公眾視野中，也很少出現在簽售會上。

主要作品介紹

1. 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 《快樂影子之舞》，1968 年門羅37 歲， 那一年， 加拿大女權運動正在最高峰，她發表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快樂影子之舞》(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一炮而紅，並得了她的第一座加拿大總督文學獎。此時，她已是三個女兒的母親。據稱，這部《快樂影子之舞》是愛麗絲•門羅前後花了20 年才寫完的。50 歲之後，愛麗絲•門羅才真正開始擁有自己的生活，她爆發驚人的創作力。不過她寫的都是她30 歲到50 歲期間歷史背景中發生的故事。

2. The Progress of Love 《愛的行程》，1978年，她的另一部小說集《你以為你是誰》再給她捧來了一座總督獎，而1986 年的《愛的行程》為愛麗絲•門羅帶來第三座總督獎。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她每隔四年都會出版一部短篇小說集，開始享有世界級的名譽。

3. Dear Life 《親愛的生活》，2012 年愛麗絲‧門羅2012 年11 月出版的最新作品《親愛的生活》（Dear Life）的中文版將於下月上市。在這個本書中，門羅講述了錯過的機會、命運的捉弄，對平凡人的改變：一個富有的年輕女孩和處理父親遺產的已婚律師相戀，結果陷入綁架事件。一個年輕的士兵離開戰場，回家去找未婚妻，卻在路上碰到另一個女人，和她墜入愛河……當然，這些故事仍發生在門羅的家鄉，加拿大休倫湖附近的小鎮。門羅對此書曾表示：「書裡所描寫的那些感覺很大一部分都是自傳性的。」

4. Run away 《逃離》2004 年發表的書評則圍繞《逃離》（Run Away）所創造的奇跡，推測出她實大於名的原因。《逃離》是目前門羅唯一一本被翻譯為中文的小說，出版於2004 年，出版當年即獲加拿大吉勒文學獎。她沒有給作品很宏偉的名字，像是「加拿大牧歌」、「加拿大狂人」諸如此類。同樣，她抵制把一些戲劇性的場面融入在小說的概要裡。比起諸多修辭她更喜歡寫人物對話。──這個有著「江南聖地」之譽的古鎮，我以前還真的沒去過。其實它離南京市區不遠，自駕車去也就二小時左右，非去不可，到了地方就給我們準備好了雨簾，淅淅瀝瀝地忽然催開五顏六色的花摺傘，在青山綠水之間亮起了一道美麗的風

景線。好在老天爺情緒調整得很快，不久就轉涕為笑了，陽光從雲朵的細縫處折射出七彩，燦爛如初，迫在眉睫的古鎮已然又變得眉清目秀了起來。

整理│吉瑩　責編│張豔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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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導演杜琪峰的影片《毒戰》在第七屆亞洲電影大獎中被評為最佳電影、最佳編劇、最佳剪輯，可謂捧得大滿貫回家。《毒戰》是杜琪峰執導的第一部中國大陸公安警匪題材的緝毒電影，也被不少觀眾評價為「香港十年來最好的警匪片」。正如一個導演有一個導演自己獨特的風格，一個年代也有一個年代獨特的風格，當兩者接近的時候，導演便會被年代的文化給推向頂峰。如果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電影還是吳宇森、徐克等大陸「第五代」、台灣「新電影」、香港「新浪潮」一代人一統天下的話，那麼現在的掌門人毫無疑問地已經由杜琪峰來擔任。由一斑，可窺全豹；從電影，可知香港。

動作片和黑社會 不可觸碰性的吸引力

上世紀紀八九○年代的香港動作片是香港電影的標誌，它講述故事的模式也比較固定，「善」與「惡」之間的對立衝突是故事遵循的主線，但是這條主線並非是故事的中心，而是為了要將緊張刺激的動作展現給觀眾看。警匪片表現「善的員警」同「惡的罪犯」，監獄片表現「善的罪犯」和「惡的員警」。黑社會片重心放在「善的罪犯」與「惡的罪犯」的較量上；片中出現的員警往往被簡單劃分為兩種：一種是從人性立場出發與「善的罪犯」並列的「善的員警」，一種則是反人性的「惡的員警」。影片「將成就感與危機感扭結著爆發出來，非常投合當時港人的心情」。

作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香港電影裡的這些與員警對抗的罪犯形象與好萊塢科幻電影中的怪獸頗為相似。在這些片子中，從大陸偷渡到香港來的「大圈仔」成為典型的形象。在香港電影裡面「大圈仔」指的是從大陸來的犯罪團夥和殺手。不管是剛剛偷渡過來的，還是已經在香港紮下根基的大陸黑社會組織，在香港人眼中都是對原有社會秩序進行破壞的不安分因素。石川在他的文章《族群認同與香港電影中的「北佬」形象》中，提出「他者並不是一個先在的事實或自然形成的物件，而是一系列由族群成員自己生產、選擇並認可的『幻影』。它來自特定族群內部對『非我族類』的陌生化與他者化想像，並以此形成『我』與『他』的基本界限……某些香港電影中的北佬、北姑、表姐、表叔、阿燦、大圈仔等內地人形象，被視為一種被建構的他者。他們與其說是對應著內地人的某些客觀屬性，毋寧說他們首先是出於香港人自身身份認同的需要。」然而，實際情況並非這樣簡單。華裔學者丘靜美在她的文章中也指出：「大圈仔」的出場，既可作為一種對內地他者的呈現，也可被看成香港文化自我審視所提供的一種「非香港」視點。

上世紀九○年代《英雄本色》之後，大量的黑社會片佔據了香港的銀幕。在一九六○年末，香港的黑社會活動相當猖獗，而香港警隊的貪污情況又日益嚴重，員警與黑幫之間沆瀣一氣，就像有人說的，「員警就是最大的黑社會」。當然在現在，黑社會也是香港一個不能忽視的勢力。不過由於香港政府對黑社會的嚴厲打壓（在香港街頭，不管你是不是真的黑社會，如果你有任何表示出你是黑社會的苗頭，比如說穿一件寫有「我是黑社會」的襯衫都會被抓進監獄吃牢飯），黑社會內部的接頭暗語、入門儀式等變得更加謹慎。正因為這種「不可觸碰」性，反映黑社會內部組織架構的「解密性」電影就更加受到市民的歡迎。

輕喜劇 做人 最重要是開心

李翰祥、楚原、許氏兄弟、張堅庭、周星馳等， 是香港無厘頭喜劇的代表人物。無厘頭是粵方言，本應寫作「無來頭」， 粵語中「來」字與「厘」字讀音相近，故寫作「厘頭」（「來」在粵語中讀作lei），是指本來毫無關係的事物經過一系列的搞笑歪曲達到諷刺的目的。大衛•波德威爾在評述周星馳電影時談到「那些張狂的娛人作品，其實包括出色的創意與匠心獨運的技藝，是香港給全球文化的最大貢獻。」無厘頭的電影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港人對於九七迴歸無所適從的緊張心理和消極態度，也贏得了巨大的成功。

「市民狂歡」可以說是上世紀八○年代香港喜劇精神的核心概念，觀眾只要花一點小錢買張電影票，便可以沉浸在草根變富豪、貧民娶公主、天上掉餡餅等等場景中，以此得到想像的滿足。九○年代香港電影業低迷，無厘頭卻始終叫好又賣座。

「開啟文化的外衣，商業常常既是起點，也是終點。有人把這種文化命名為工業文化，當文化被商業滲透的時候，文化就只是形式，似有似無，商業才是目的。」在以商業為中心的香港，單講文化是不切實際的，也就是說文化是表現，經濟才是基礎。無論是喜劇片、動作片、黑社會片，還是較少被人提及的千術片、靈異片乃至色情片，反映的無非是香港作為一個快速發展的商業社會所遵循的價值觀—娛樂至死。「吶，做人呢，最重要的是開心」這句大家耳熟能詳的TVB 臺詞，可以為此做一個注解。

喜歡製造黑色幽默，被媒體稱為「妖刀」、「新一代開山怪」的香港七○後導演彭浩翔擁有眾多粉絲支援，編劇出身的他非常注重劇本和電影的可看性。彭浩翔電影中的多線索和多時空敘事更多的是來自導演的隨意性、戲謔性，追求的也是由此營造的輕鬆幽默感。劉聰對他電影風格的點評很是精準：「他永遠懷著一份人際關係的不安全感來講故事，顛覆真相的結尾讓你精神一振，回味無窮；各種紅男綠女你來我往，不變的是那份永遠找不到穩定狀態的愛情。敘事結構自由又靈巧，時而現實，時而幻想，上天入地，無所不能。一部電影裡混雜著多種類型，則是希望觀眾在彭浩翔的電影裡玩得開心。」他的都市輕喜劇作品《低俗喜劇》與《春嬌和志明》佔據二○一二年港產電影票房榜的二三位。單從《春嬌和志明》看，就知道彭總瑣碎的港式幽默風格背後，表達的是對於現實的無奈之情。正如彭浩翔所講，他的電影故事的底蘊，常常很具香港的核心價值觀—「凡事盡皆過火，一切盡是癲狂」。

奮鬥片

「獅子山精神」被認為是香港精神的代表，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九四年持續二十一年香港電視台開始播放《獅子山下》為電影式的系列電視劇，劇中描寫的是香港草根階層如何通過自身努力不斷攀登的故事，為港島千家萬戶所耳熟能詳。對香港人來說，獅子山象徵著香港的精神高地。有獅子山在，精神就在，香港就在。

草根階層的自我奮鬥是香港電影最擅於表現的，也是佔據港產片大半江山的話題。比如《新精武門》中周星馳就飾演了一個到香港投親靠友的廣州仔，初來乍到的他連路邊自動售貨機也不會用，但通過持之以恆地習武，最後他變成了一個替師傅報仇除奸的大英雄，通過比武贏得金錢和美女。石川對這種精神有過很深刻的分析：「香港電影擅長援用通俗劇擅長的『灰姑娘』式的人物昇華模式，通過人物身世際遇的前後對比，彰顯了個人奮鬥的價值理念。同時，對香港『有錢要充闊，沒錢也要充闊』的拜金主義進行了嘲弄和諷刺。」

香港電影向來不大會處理比「個人」這個詞更大的譬如集體、國家等元素，或者說香港人對於集體的概念極為模糊，很少會去想集體對自己的生活有什麼影響。這個傳統其實不單單是在香港存在，在華南聚族而居的地區，國家、政府之類的詞彙對他們的影響遠遠小於宗族。這種心理經由華南移民到香港的人繼續傳承，再加上百年殖民地的教化，便顯露出香港區別於內地的獨特性。

人文關懷 事件之後的故事

還是要講一講杜琪峰。杜琪峰的嘗試將香港電影由傳統「好人- 受迫害- 重新奮起」的模式引向了更深層次的人文關懷。他的電影師法日本黑澤明，所講述的是命運的無常和個人在宇宙面前的渺小，頗有傳統儒家的意味。他評價黑澤明的電影時這樣說，「我感覺在他的電影裡，很多時候他的動作只是一招，而且很短，但是非常具有視覺衝擊力和震撼力。」杜琪峰將警匪、黑幫類型片較之前儘量減少了槍炮狂轟濫炸煙霧繚繞的激戰場面，將視角的中心轉化為「人」。不管是善還是惡，在杜琪峰看來，都應當有他自己的故事可供挖掘和展現。觀眾看到的不僅僅是事件，而是事件背後的故事，也就是將之前以點為主的香港電影擴展到線，可謂是不小的進步。當然，也有守舊的人批評杜琪峰的電影雖然隱隱有與吳宇森等老前輩並肩的趨勢，但卻因為這轉型而丟掉了香港電影的獨特性。

儘管沒有刻意追求過某種影像風格，但《毒戰》這一特殊題材、故事背景和敘事風格的成熟電影，標誌著杜琪峰電影中人文關懷精神變得更為濃郁。在拍完《暗戰》之後，杜琪峰曾經說過自己拍攝黑幫電影的理想狀態：「有時候我覺得，在香港好像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朋友是黑社會。我確實已經有過很多講黑幫的電影，但我是想做一部很冷靜的電影，用生活化的方式來講黑幫故事，而不是打打殺殺那些。」其實這一部電影捧得如此之多的大獎，也在說明香港電影的緩慢轉型。

文│王棣　責編│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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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時候，我們去太倉，行至市郊，忽然發現路左邊矗立著一座四柱三門的「古塑今」石牌坊，從外表上看並不顯眼，也說不上氣派，我隨口問了句，當地人卻告訴我，這是沙溪古鎮的旅遊大門。「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我們立即下車，來到門前，看到牌坊兩旁有「沙裡淘金金耀千年古鎮，溪中染彩彩溢三裡古街」的對聯，想來是在臨門之初就把古鎮的精華濃縮於字裡行間，至於「古塑今」三字用意何在？我們似懂非懂，當時也未深究。

走進這個大門，一片寧靜，迎面撲來，綿延的古街，靜幽的古巷，稀少的遊人，彷彿一時間穿越了時空，繁華、俗世、浮躁，竟是那麼的遙遠……

據說全國叫沙溪鎮的有十多個，我們所到的是蘇州太倉市的沙溪鎮，又稱沙頭，又名印溪、團溪。唐代已形成村落，佛教寺廟興起；元代自塗菘西遷，形成市集；明代商運通達，成為商貿重鎮。據誌書記載：「古巷同戶寬，古街三裡長，戶戶有雕花，家家有長窗，橋在前門進，船在門前蕩」。到了民國年間，小橋流水，枕河人家，巷街深幽，水鄉風貌，清麗典雅，當時就有「東南十八鄉、沙溪第一鄉」之說。時至今日，綽約風姿，仍舊燦爛，「一河二街三橋四居」的基本格局，在江南水鄉中依然獨樹一幟。

「一河」裡的悠悠歲月

「一河」自然就是七浦河。七浦河開鑿於宋代，橫貫於溪鎮，流經塗落，東注長江，是條古老的河。自古以來就是古鎮的生命和流動的血脈，它就像瓊漿玉液一樣，哺育著這裡的百姓，滋潤這裡的一切。

開始時我們對此並不以為然，當看到七浦河時，還真的被這條平常而又美麗的小河給驚呆了。恬靜的河面在午後陽光的折射下閃著點點金光，彎彎曲曲，羞羞答答，欲走還留，彷彿一條漂亮的綢帶飄繞古鎮之中。據說從水上看風景更美，於是我們上了船，就見河裡夏荷亭亭、紅花點點，兩岸草如茵、柳如眉，有亭翼然，玉樹臨風！面對那種青翠欲滴的河水，真想掬上一捧，洗上一把，品上一口，讓這灣清清的河水盛滿我們身心的酒杯，滌去浮躁的心靈，觸發思古的幽情：監察禦史蘇贊「禦史府」的磚瓦是從這裡運來的，山西道禦史曹逵，刑部朗中葉遇春等達官貴人也是從這裡上岸的。

這時導遊向我們介紹說，沙溪在明代中葉，由於婁江淤塞，途經鎮中的七浦河成了溝通崇明與蘇州一帶的航道。官民船舶，來往穿梭，商賈雲集，四方商人遊客紛至遝來，市鎮日趨繁榮，居民增多，沿七浦河而建的臨水住宅紛紛出現，印溪書舍、南野齋居、連蕊樓等均拔地而起。至今仍留著沿七浦河而建的枕河人家。這些人家為了通舟取水、洗滌乘涼和透徹賞景，家家都在臨河一面都搭起了河棚間，有吊腳樓式的，也有石頭砌的。河棚窗的形式，多種多樣，有半窗的，也有落地長窗的，還配有欄桿和美人靠，而棚下有的還有船塢，特別是那些水橋石級也很別緻，有駁岸式或條石懸挑式，這種種別具一格的構件意味著別具韻味的風景。

透過這些高低著的河棚，目光逡巡，移船換景，可以看到一幅幅小鎮民居的生活圖。窗，有微開著的，有大開著的；裡面，繡花的、做畫的、閑坐的，還有人把桌子搬到窗邊，臨河小酌，或者泡杯茶，獨斟自飲，優哉遊哉，這是水岸人家的家常片段，也是水鄉生活的有趣畫面。小船搖過石橋，沒有繼續前行，我們捨船登岸，河水依然故我地向前流去，漸漸消失在轉彎處，流盡了歷史的歲月裡。

「二街」裡的往日時光

「二街」，就是緊緊倚靠在七浦兩岸綿延三裡長的二條古街河南街和河北街。對於河南街，我們只是匆匆走過，倒是對河北老街，作了一番認真仔細的品味。據說這條老街宋代就有，至明代最為繁華，後經倭寇侵擾，毀於戰火。現在看到的這些粉牆黛瓦，都是明清甚至是民國初期重建的，時代特徵非常鮮明。從外部看，這些臨街住宅多為二層木樓，斗拱、出簷、挑梁一應齊全。從內部看，梁拱雕刻著各種圖案，包括花卉、雲朵、壽桃、動物等等；有的大戶人家雕樑畫棟，出神入化，形成了雕花廳、花籃廳等。這些民居進深頗深，一般分為三進，頭進為門廳，二進為客廳，三進為起居之處，最後是臨河的河棚間，每進之間都有小天井相連。宅與宅、院落與院落之間形成了許多天然的巷子和弄堂，它們大大小小，形式各異，方便人們的出行，也壓成了狹小窄細的空間，比如邱家弄僅容兩人側身而過，人稱「天下第一古巷」。

「三橋」裡的文化氣度

「三橋」即橫跨在七浦河上的三座單孔古石拱橋，分別是利濟橋（又名新橋），閹橋，義興橋（又名曾家橋）。新橋位於西市街，建於明代崇禎七年，至今完好無損；庵橋位於東市街新弄東側，原為木橋，始建於宋代，清康熙四十四年重建。其北堍的過巷更樓和磚石橋門洞，不僅構思巧妙，也為吳地之所罕見。義興橋位於東市街高真堂弄南端，初建於明嘉靖三年，系明知州劉世龍因當地市民曾彪好義而令建造的表彰橋。

三座單孔古石拱橋淩駕於七浦河之上，使鎮裡人到島上有了便捷的通途。所謂「島」，就是鎮對面的一個小島，兩頭尖、中間鼓，當地人謂之橄欖島。一九五六年蘇州行署在組織當地民工對七浦河進行全面疏浚時，為不影響兩岸民房和水利發展，在鎮南開挖了「新七浦河」，那些被截的土地自然堆成了一個小島。島上竹林掩映中原有一尼庵，名「竹林居」。庵內小橋流水，曲徑通幽，修竹萬竿，鬱鬱蔥蔥。林中棲有多種鳥類，一到暮色時分，林內百鳥齊鳴，竹濤陣陣。如今，尼庵雖已不復存在，但島上新建了三個竹亭，取名「松鶴亭」、「晚翠亭」、「聽潮亭」，居高臨下，深情凝望，婉如亭亭玉立的沙溪女。烈日當空的夏日，在島上納涼，會讓人心曠神怡。

能夠沐浴到如此盪氣迴腸、迴歸大自然的感覺，皆賴於明清古橋的直接擺渡。橋上天光人蹤相輝映，橋下拱洞連影成滿月，不僅連接了兩岸，也打通了歷史。

「四居」裡的人生軌跡

沙溪鎮清代、民國初年的民居故宅六百多家四千二百多間，連片成群，錯落有致，名人故居不在少數，比如有宋代隱士瞿孝禎的樂蔭園，有清乾隆年間富商龔氏所建的宅院，還有原國民黨中央委員、台北市市長陸京士的老宅，最引人注目的還是中國現代舞鼻祖吳曉邦的故居。

這是一幢民國初年建造的歐式雙層建築，因其外觀白色，鎮上的人稱它為「小白樓」。此樓建造於一九二七年，佔地面積六百多平方米，主體為西班牙式建築，內部為法式風格，有客廳、主臥室、儲藏室、用膳房等。客廳內裝有壁爐，房頂建有遼望臺，可觀望沙溪全景。窗戶為百葉窗、紗窗、玻璃窗三層組成，轉角木樓梯雕花精細，雄偉堅固。上下兩層均為木地板，院內的拼花地磚，色彩鮮豔，完好無損。

吳曉邦（一九○六—一九九五）舞蹈藝術家、舞蹈理論家、教育家。上世紀初，西方舞蹈剛剛傳入，人們在接受交誼舞的同時，也受到了自由表達理念的啟發，因此催生了新舞蹈藝術的萌芽。吳曉邦生逢其時，上世紀二○年代末就離家去上海滬江大學讀書；五卅運動，沖出校門，走進了示威遊行的行列；大革命失敗後，回故鄉任教，辦起了「書報流通社」，傳播革命道理；為避免敵人的搜捕，東渡日本學習。有次偶然看到舞蹈《群鬼》的精彩橋段，激蕩起內心的巨大激情，他沒想到，形體動作也能表達生命的律動和奏響生命的旋律，而且竟能如此入木三分！至此，他毅然轉向舞蹈家江口隆哉學習了現代舞蹈。

回國後，在上海開辦了舞蹈學校。相繼創作了《傀儡》、《送葬》、《小丑》、《浦江之夜》、《和平的憧憬》等許多現實主義的舞蹈。吳曉邦與眾不同的地方就是把舞蹈作為追求人生真諦的終身事業去奮鬥，始終把自己的命運與民族的命運緊緊相聯。迎著抗日的烽火，他執意走出自己的「舞蹈王國」，同仇敵愾地奔向民族救亡的新戰場。一九三八年以著名作曲家賀綠汀的同名歌曲創作了群舞《遊擊隊員之歌》，表達了民族救亡的萬眾一心的神奇偉力；一九四二創作獨舞《饑火》，著力表現一個被「饑火」燃燒的軀體發出的「怒問蒼天」的吶喊。這兩個舞蹈皆以鮮明的特點和熾烈的情感，引起了社會的強烈共鳴，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多年後也因其卓越的藝術成就，被評為中華民族二十世紀舞蹈經典。

一九四五年在周恩來的關心下，他與妻子盛捷一同投奔延安，繼續以忠勇戰士的政治品格和藝術家的敏感意識，創作了許多膾炙人口的優秀作品。一九四九年後，他開創了「天馬藝術工作室」，致力於中國現代舞及新古典舞的探索；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建立了全國唯一的培養舞蹈碩士、博士研究生的舞蹈系；他勤於筆耕，著述甚眾，在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宣傳講學，傳道解惑……吳曉邦主張舞蹈應當表現社會生活，他也用自己的舞蹈證明並實踐了自己的主張，他因此成為中國新舞蹈藝術的開創者之一，也是中國舞蹈界普遍公認的一代宗師。

除了吳曉邦外，沙溪鎮裡還走出了許多優秀人才，諸如還史學家桑悅、古琴家徐上瀛、星象學家龔樹模、兒童文學家龔堡等。這些名人志士的足跡走出古鎮時，我們對「古塑今」三字的含義已有所悟。其實訪古塑今、憶古塑今、追古塑今的最終答案就在自強不息的古鎮人，是他們，也只有他們，伴隨著古鎮走過了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而且還將繼續推動這個古老的水鄉不斷地煥發出青春的光焰！

江南名鎮怎麼去

1、上海→沙溪鎮：

從上海火車站乘坐火車到蘇州火車站，再從蘇州汽車站乘坐到太倉沙溪汽車站的長途汽車。或從上海市長途汽車客運總站乘坐到太倉的長途汽車，再從太倉汽車站乘坐到沙溪鎮的汽車。

2、杭州→沙溪鎮：

從杭州火車站乘坐火車到蘇州火車站，再從蘇州汽車站乘坐到太倉沙溪汽車站的長途汽車。或從杭州北站乘坐到太倉市的長途汽車，再從太倉汽車站乘坐到沙溪鎮的汽車。

3、上海→淳溪鎮：

從南京火車站乘坐火車到蘇州火車站，再從蘇州汽車站乘坐到太倉沙溪汽車站的長途汽車。或從南京中央門汽車客運站乘坐到太倉市的長途汽車，再從太倉汽車站乘坐到沙溪鎮的汽車。

4、江蘇省內自駕路線：

沿江高速至太倉出口下—三三九複綫—向西至東亭路—東亭路一直往北即到沙溪鎮蘇昆太高速—雙鳳出口下，雙鳳方向—二○四國道—新港路—行至新港路與東亭路交界處往北—沙溪鎮。(乘機先到南京、杭州、上海。）

整理│張永禕　責編│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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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譚家門，後有嘉興城」，舊時嘉興有這麼一句俗話，現在知道的人或許已經不多了。至於譚家和嘉興城究竟哪個先興盛起來，已經難以考證。今天的嘉興是杭嘉湖平原的腹心城市，以「地嘉人善」著稱，而譚家留在嘉興城的遺跡已經不多，譚家祠堂的廳堂、拜壇、石舫也已沒有了蹤跡，只剩下一座雕花精美的石牌樓；芝橋街二十四號的譚其驤故居前些年還在，也不知如今牆頭花草是否依舊笑春風。

曾為名門的嘉興譚氏

身為歷史學家，譚其驤對自己家族的評價是謙遜又低調的，甚至，在他二十世紀八○年代初寫下短篇自傳中，他沒有提到譚氏原為嘉興名門，只說祖父曾中過舉人。這與一九四九年後的政治氣候有關，世家望族的出身不再被視為一種榮耀，甚至是人們避之不及的烙印。不過學者潘光旦在《明清嘉興的望族》一書中，是把嘉興譚氏列為望族的。

相傳譚氏原本是夏禹的後裔，春秋時期受封於譚國（今山東章丘），於是因國得姓，有了譚氏。明代初年，湖南譚氏的一個支系遷至浙江山陰，山陰譚氏的譚仲斌一脈大約在明朝弘治、正德年間遷至嘉興，成為嘉興譚氏的始遷祖，從此在這片彙聚了江河湖海的秀美水鄉開枝散葉，繁衍開來。

從明朝至今的數百年間，最輝煌的時期當屬明末清初的幾代人。八世後裔譚昌言科場得意，中了進士；他的兒子譚貞默緊隨父親的腳步，也高中進士；譚家十世後裔譚吉璁康熙年間舉博學鴻詞科，官授山東登州知府，譚氏遂成為數代簪纓的名門。「君子之澤，五世而斬」，隨著商品經濟在江浙的興盛，耕讀傳家的風氣受到衝擊，再加上清代文字獄對士人的震懾，輝煌期之後的百年間譚家無人博得功名，家族人口離散，逐漸衰落。

直到清朝末年，譚光熙幾兄弟利用江浙盛產絲棉、交通便利的條件，經營成衣業，再度發家，又進一步利用戰亂時期各地物價、需求的差異，經營典當貿易行業，光大家業，成為嘉興城有名的富商，完成了詩禮家族向近代商業家族的轉型。最值得一提的是，譚家重振家聲之後，不改詩禮之家的風範，以一萬五千多兩白銀的鉅資興建譚家祠堂，這座包含了宗族祭祀、家族聚會、文人雅聚等眾多功用的建築群一度是嘉興城最為宏大的建築；又購置義田千多畝，用租米作為贍養鰥寡孤獨、資助寒家子弟教育、修刻族譜的基金。隨著時代風氣的變化，譚家還投資發展新學，開辦新式學堂，成立慎遠小學、碧漪初小，為嘉興近代教育的發展立下開創之功。

一九四九年的動盪

譚其驤先生沒有提到，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早期的留日學生。祖父譚日森曾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許景澄的秘書，留日歸國後曾任嘉興府學堂監督；他的父親譚新潤在日本攻讀鐵道管理專業，回國後是京奉鐵路皇姑屯車站站長。譚新潤文理兼通，擅長詩詞，曾是南社成員。晚年他中風後言語不清，嘉興方言戲稱為「彎葫蘆」，於是他把自己的詩文集定名為「彎弧廬集」，頗有戲謔幽默之意。

遺憾的是，因了一九四九年後的多年動盪，鼎鼎大名的學問家譚其驤先生的子女連大學也沒有上，在政治掛帥的年代，讀書人斯文掃地，知識也被棄如敝屣，人人自危，反動學術權威的子女豈有上大學的機會。有人說中華幾千年文脈如今已斷，或許為盛世危言，但從世家望族的際遇窺之，中華民族不得不警醒矣。

撰文│衡嶽　責編│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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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好比演劇，地理就是舞臺；如果找不到舞臺，哪裡看得到戲劇！」這是歷史學家譚其驤的名言。他用一生為歷史尋找、勘劃地理的舞臺，以數十年之功編製八捲本《中國歷史地圖集》，繪就中國兩千多年來疆域、政區歷史地圖，開創歷史地理學派，並以歷史學家的身份成為中國科學院地學部學部委員。他把唯一的個人著作定名為《長水集》，他說，因為故鄉嘉興古稱長水，而長水悠悠，映照了這位學人歷經風浪卻矢志不渝的一生。 

曾是街頭熱血少年

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農曆二月廿五日），正是北國千里冰封的嚴冬，瀋陽皇姑屯車站職工宿舍內響起了嬰孩的呱呱啼聲。車站站長譚新潤喜得麟兒，譚家「其」字輩再添新丁，譚新潤取「虎步龍驤」之義，為孩子起名「其驤」，字季龍。

十七年之後，這座車站因為一次震驚中外的爆炸事件而留名歷史，不過，那時譚新潤早已離開了瀋陽，就在譚其驤一歲的時候，父親因病南歸，率家人住回了嘉興芝橋街。

迴歸江南後，譚其驤與兄弟、表兄弟常常在一起玩耍，日子過得很快樂。他的母親王文毓是吳江人，譚其驤的大姨嫁給盛澤名門世澤堂鄭家，生下鄭之蕃（數學家）和鄭之瑛（嫁與詩人柳亞子）；譚其驤的三位姑姑一位嫁給海鹽巨富三樂堂馮家，一位嫁給嘉善名門孫家，還有一位嫁給一個遊戲是互相考問地名，比如哪個地方屬於哪一省，某縣與哪些縣接壤，這為他種下了地理學習的種子。

譚其驤入學晚，但是他的特點是跳級多。小學讀完三年級就跳級；中學讀一年後就念高一，十五歲時考入上海大學，一年之後轉入上海暨南大學，兩年後提前畢業，進燕京大學研究院學習一年半後，又比原本的兩年期限提前半年通過答辯，研究生畢業。或許是學業念得太輕鬆，他似乎對學位毫不看重。從燕京大學通過答辯後要到統一時間才能領取碩士學位證書，而且當時因為燕大與哈佛的協定，獲取燕大的碩士學位證書，就可以同時得哈佛的碩士學位證書，這在很多人看來應該是一件很榮耀的事情，他卻因為提前上班就一直懶得去取學位證書，直到晚年都沒去拿，也沒有使用過哈佛的頭銜。

這個出生於一九一一年的孩子，也曾經對政治抱有熱情。他在教會學校秀州中學唸書時，受五卅運動後反帝風潮的影響，為了抗議學校對學生的「壓制」，他提前退學。後來報考的上海大學（與當今的上海大學沒有關聯），在當時老輩人的眼裡，不是什麼「正經大學」，實質是共產主義的宣傳堡壘，惲代英、蕭楚女創辦，校內有共青團、共產黨組織。巧合的是，在隨家族赴杭州祭祖之後，譚其驤回到上海，發現學校竟然被蔣介石當局查封了！他四處尋找組織，卻都聯繫不上，期間他跟同學還誤打誤撞被便衣員警抓住，托了關係才保釋出來。

經過了這一番波折，他只能轉入上海暨南大學，先是就讀中文系，後來轉入外文系，按理說念外文系當時是很「時髦」的了，但是他輾轉反側兩周之後，還是認為「我這個人形象思維能力很差，而邏輯思維能力卻比較強，所以搞文學是肯定成不了器的，學歷史並且側重於搞考證就相當合適」，再轉入歷史系，並在那裡認識恩師陳憬和潘光旦先生，從此一生以歷史為志業，作出一番成就。

「十五以前渾渾噩噩，十六、七獻身革命，十八而志於學，從今而後，矢志不移」，是譚其驤對自己一生道路的總結，從他的選擇中也可以看到確定自己能做什麼、適合什麼是多麼的重要，而得遇伯樂也是良種得以成為英才的重要原因。

最值得紀念的歲月

一個學人的養成，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個人的資質、家學的傳承、師友的砥礪、社會的氛圍等。而在譚其驤的學問之路上，他在國立北平圖書館的三年生活，應該是把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鑄塑成為學者的最重要的三年。

他從燕京大學提前結束學業時，被顧頡剛稱譽為「應列第一」的畢業生。那時，譚其驤的伯父譚新嘉是北平圖書館的元老，他推薦譚其驤到圖書館任館員，負責彙編館藏方志目錄。這樣，譚其驤每天有充裕的時間和資料，做方誌書籍的查閱和整理，還有助手可以幫忙。

在此期間，北平圖書館的二十萬冊藏書，他可以從容地閱讀，還編就了《國立北平圖書館方志目錄》；與顧頡剛一起創辦禹貢學會，編輯《禹貢》半月刊，撰寫史學文稿，在名師身邊耳濡目染；還在燕京大學、輔仁大學兼課，開設了多門歷史課目，備課也是一種學習，這些都為他打下了學問的基礎。所謂「未觀其人，先觀其友」，他還結識了一班良師益友：名師顧頡剛、鄧之誠；圖書館同仁向達、劉節、謝國楨、孫楷第、蕭仲珪、趙萬里都是大家；還有朋友週一良、周有光、張允和等人，他們結成曲社，學習昆曲，又常常一起吃館子、聽戲、逛書攤、泡公園，日子過得詩情畫意，愜意從容。

他在圖書館的月薪是六十元，在年輕人來說這收入不低。那時他每月房租才五元，也就是說他的月收入是房租的十二倍。何況，他在各處大學兼課，每門課每月至少可以拿四十元。而他結婚後租了十幾間屋子的院子，房租也不過十幾元。陳存仁在《銀元時代生活史》描述北平物價：北方產的水果，集中在北平，品種多得很。小兒梨每一個銅元二枚，桃子每個銅元一枚，雅兒梨、煙臺梨、萊陽梨，每斤只售一角，又有一種牛奶葡萄和玫瑰葡萄，每斤小洋一角半，是最精緻名貴的水果了。

北平商家的服務周到、態度客氣是向有口碑的：他們總是恭而敬之地先給你沏上一壺茶，隨你挑選貨物，他們都和藹可親地在旁招待，加以說明。大商家如此，小販們也是這樣，在城內的街頭，有一百多種食品小販，如脆麻花、餑餑、狗不理包子、烤白薯、糖葫蘆這類的小販，交易不過銅元一枚至三四枚，但是他們在做買賣時，無不堆滿笑容，令人感到親切異常。

市民的風度也相當好：當時見到市民日常生活，物品美好而價廉，與上海大不相同，每一個人都悠閒輕鬆而有禮貌，人情味極為濃厚，尤其是交際應酬時的談吐，另有一種藝術。

故都生活的從容優雅，文朋詩友的酬唱應和，都是涵養一個人氣質的源泉。所以故都北平當時是文化人心中最適合做學問的地方，顧頡剛就曾為父親阻撓他北上而備受苦惱。譚其驤說：「這三年的圖書館生活，確實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懷念的歲月。」而我們今天的讀書人，就很難有這樣優裕的條件了吧。

吾愛吾師 但更愛真理

譚其驤畢業時，顧頡剛在給胡適的信中說：「他在燕大研究院畢業生中應列第一。今年我所以敢辦《禹貢》半月刊，就為有了他，否則我一個人是吃不住的。」作為顧頡剛最有名的弟子，譚其驤與恩師有一段很有名的故事。

進燕京大學研究院時，譚其驤是剛剛二十歲的毛頭小夥子，而顧頡剛那時是名滿天下的學界領袖。譚其驤在學習中對顧頡剛的觀點提出了不同看法，認為老師講到的「十三部」不是西漢的制度，顧頡剛聽了，不僅沒有不高興，而是很熱心地讓譚其驤把自己的觀點寫成文章。譚其驤本來是口頭跟老師說說，沒想到老師這麼看重自己的觀點，就進一步查閱資料，洋洋灑灑地寫了幾千字論述觀點。

沒想到，第二天上課，顧先生就回了他一封六千字的長信，說贊成他的三點看法，同時也有三點不贊成的地方。譚其驤展信讀後，再次就顧先生不贊成的三點考證、申述，又寫了一封信。顧先生閱讀後，回信說對他的論點又贊成一處，不贊成兩處。然後，他把這四封信加上附文，印發給全班同學，供大家學習。並且在附文中說：「現在經過這樣的辯論之後，對於這些時期中的分州制度，二千年來的學者再也沒有像我們這樣清楚了」。

一個大名鼎鼎的教授，對學生的反駁抱著如此謙虛誠懇的態度，而且印發全班，就相當於公開承認自己有一部分看法是錯誤的，這是何等胸襟；而譚其驤一個年紀輕輕的學生，勇於提出不同意見，「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這又是多麼有勇氣啊！

恩師求是、求真的引導，對譚其驤的一生影響甚巨。在紅色年代，他受命主持繪製《中國歷史地圖集》，吳晗已跟毛澤東保證過這書儘快完成，而吳晗也多次催促譚其驤，譚其驤最怕人家催問，但他堅持實事求是，不搞學術「大躍進」，硬是把這項兩年時間就必須完成的「政治任務」拖延為一、二十年時間，頂住方方面面的壓力，甚至在「文革」時期，還要抵制某些人的胡編亂寫，最終以嚴肅的態度完成了這部書，耗費多年心血，成就了這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

有人問譚其驤，他的座右銘是什麼，他笑笑說：「談不上什麼座右銘，如果非要說的話，『鍥而不捨，生死以之』可以算是吧」。

譚氏軼事

沒什麼事要見他

胡適以交遊廣泛聞名，而那時年輕人也都以親近胡適為榮。老師顧頡剛曾經多次向胡適褒揚譚其驤，譚其驤卻從未去拜見過胡適。弟子葛劍雄問譚其驤為什麼，譚其驤淡淡地說：「不為什麼，就是因為沒什麼事要見他。」

三年不知蟹味

鄧雲鄉回憶有次在譚家聊天聊到吃東西上，譚其驤突然感慨：「黃魚紫蟹不論錢，如今已三年不知蟹味矣。」三年不知蟹味的譚其驤，捐助了兩萬元作為獎勵歷史地理學研究的基金。

無非是罵自己

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把人訓練得對批判自己幾近麻木。有一次運動結束時要寫小結，向來寫文章很慢的譚其驤，刷刷刷一揮而就。弟子驚奇他何以寫得這麼快，他長歎一聲：「咳，解放以來這樣的東西不知道寫過多少了！無非是罵自己吧。」

堅決不入國民黨

抗戰時期，浙大曾遷校到貴州遵義。那時遵義有一所陸軍步兵學校，想在浙大找位老師為將官班兼任文化教官。有人推薦了譚其驤，那時教授薪資常常拖欠，生活貧困，這算是一樁求之不得的好事。但是步兵學校要求去兼職就要加入國民黨，並且身著軍裝，譚其驤聽後，斷然拒絕。後來，軍校只好取消這兩條要求，作出讓步。

意想不到的檢舉信

政治運動中，一封匿名檢舉信郵寄到復旦黨委，揭發譚其驤與兩位同事結成小集團，經常在一起說反動話。直到去世，譚其驤都不知道，那位匿名檢舉信竟然是自己的妻子李永藩寄的。當然，她的目的並不是要把譚打成「反革命」，她是氣憤他永遠忙於工作，疏於照顧家庭，就用這種手段「找麻煩」，企圖讓他沒資格繪製歷史地圖，回到上海家裡呆著。

就這樣過一輩子

譚其驤總結自己的婚姻生活：「結婚不久就吵，也曾動過離婚的念頭，親友就勸：『剛結婚吵嘴是免不了的，有了孩子就會好的。』等有了孩子後還是吵鬧，親友又勸：『現在孩子小，等孩子大了就好了。』到孩子長大了還是老樣子，又有人來勸阻： 『等老了就會好的。』到老了還是不好，人家就說：『都這麼老了，還值得離婚嗎？』就這樣過了一輩子。」

不要去寫應時文章

談到新一輩學人，譚其驤說：「解放後在學術領域裡經常搞政治運動，一會兒厚今薄古，講古代史的就不敢多講，最好改行搞現代史；一會兒又是評法批儒、批林批孔，大批孔老二，大捧法家。左一折騰，右一折騰，經年累月，人人都脫離了自己的專門之學去趕熱鬧，真是害人不淺。有底子的中老年人還可以等一陣風過去後重理舊業，年輕人底子薄，有的根本沒有什麼底子，大學畢業後跟上這種風氣十年八年，那就毀了一輩子，我勸想要真正取得一點成就的人，還是專心致志於你的專門，不要去寫應時文章為好。」

撰文│衡嶽　責編│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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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上午，從昆山高鐵下車，乘巴士到了千燈鎮，我們一時竟有找不到方向的感覺。因為眼前就是常見的鄉鎮商業街道，不由讓人有點失望。後來經人指點才到了鎮上真正的老街。石橋前面有個古鎮遊售票點，門票六十元。後來才知道進古鎮不用門票，只是去那些寺廟故居才要驗票─喜歡這種不太商業的感覺。

被遺忘也是保護的一種

進老街石橋之前，我們先是在河邊一家農家餐館吃中飯，來招呼我們的婦女是當地口音，臉上笑容很質樸，她家店門口放了十幾個沖滿開水的熱水瓶，方便遊客倒水。這家做的紅燒塊魚很好吃，那天我們坐在河邊喝啤酒，抬頭可看見千燈鎮的標誌性建築秦峰塔。

千燈古鎮有二千五百年的歷史，幾乎與蘇州建城一樣古老。千燈鎮距離昆山市十五公里，分別離上海和蘇州三十公里，因為周圍有周莊、同裡、錦溪這樣的知名古鎮，反而讓千燈鎮成為被遺忘的角落，被遺忘好，對待文化最好的辦法是保護，而不是過度開發。

昆山是昆曲的發源地，就像那天我們進了老街之後，一眼就看到路邊的叫「牡丹亭」的亭子，這個古鎮有兩個姓顧的名人，一個是大名鼎鼎的顧炎武，還有一個就是被稱為昆曲祖師爺的顧堅。

古鎮不光有名人，還有一些貨真價值的古跡，比如我們走在那條建於南宋的石板街，據說是江南現存最長的石板街，長達二公里，至今保持良好的排水系統。比如那個建於梁代的延福禪寺，裡面不但有秦峰塔，還有在玉佛殿裡躺著的來自緬甸的號稱世界第一大的玉臥佛。記得那天在玉佛殿裡，我背著相機，見到眼前有十幾位香客婦女齊刷刷地跪下去，我當時站立在那裡，一下子覺得很羞愧。江南自古民風淳樸，性情善良，應該說跟宗教是有關係的，只是我們一直提倡無神論，不好明說而已。

拚了命革新昆山腔

沿著那條長長的石板街，我們先到了顧堅紀念館。這是一個不大的院落，院子裡的樹幾乎遮住了天空，因而走進來時顯得特別陰涼。紀念館一樓是個小劇場，每天下午演奏江南絲竹，演出時間還沒有開始，舞臺上一位中年男子正在試琴，並和另一位穿藍花布的女子低頭交流。台下已坐滿許多老頭老太，我發現這些老年觀眾衣著整潔，皮膚白皙紅潤，哪裡像鄉下的老頭老太，看得出來他們都是常客，身邊桌子上放著自帶泡好茶的茶杯。

沿著木樓梯上了二樓，就是顧堅的展覽廳，中間放著元代千燈人顧堅的蠟像。顧堅現在被稱為昆曲的祖師爺，其實當年只是一個不出名的樂工，雖然不出名但卻是一個真才實學的音樂人，「昆山腔」就是他定下來的。

瞭解一個人的素質，要看他交往的圈子，就像與顧堅當年交往的幾個曲友，都是非常厲害的文化人、藝術家，包括楊鐵笛、顧阿瑛、倪元鎮等，倪元鎮就是大名鼎鼎的畫家倪雲林，元代四大家之一。現在提起倪雲林就是「潔癖」，比如讓僕人每天洗庭院裡的梧桐樹，比如與某名妓共度良宵，結果讓人家洗了一夜還嫌不乾淨。其實這種潔癖，正是內心裡的清潔精神，才有他的「高逸、簡約、疏淡」的山水畫風。最讓俺佩服倪雲林的是，他的學問真能用在自己身上，不像有些大人物嘴上一套，生活是另一套。傳說倪雲林某次在太湖上被農民起義首領張士信手下毒打，當時他就是一聲不吭，事後有人問他，他答道：「一出聲便俗」。

嗚呼，可見真正的讀書人把內心的「逸」，看成比什麼都重要。正是有像倪雲林這樣的讀書人參與昆曲早期創作，可見昆曲的雅，昆曲的真，是流淌在血液裡的。

同樣，後來被稱為昆曲「曲聖」的魏良輔對昆山腔的改革，也是非常了不起。這個祖籍江西南昌人，後來流寓於江蘇太倉的知識份子，他最大的功勞就是把昆山腔裡的鄉土俚語，進行「雅化」。當時在那個年代，北方有「北曲」、南方有「南音」，兩者互不往來。後來五十多歲的魏良輔認識了一位流放太倉的「罪犯」張野鶴，此人是河北人，是當時的北曲名家。最讓人感動的是，因為兩人相互欣賞，魏良輔竟把自己會唱曲的女兒嫁給他，正是翁婿兩人聯手，共同完成了昆山腔的革新和規範。從此讓昆山腔「從俗到雅」，「從土到清」，融南北曲為一爐，成為知識階層樂於接受和共同參與的藝術形式。魏良輔的故事再次說明：人有時要想做成一件事情，是要拼盡自己的全部力氣，不僅要搭上自己的命，甚至還要把親人的命也要搭上。

文化就是力量

如今，我們所看到的昆曲劇作以及宣傳昆曲，幾乎都是讀書人在參與，比如明代梁辰魚《浣紗記》、高濂《玉簪記》、湯顯祖《牡丹亭》、沈璟《義俠記》等。    比如小說家馮夢龍不僅會寫「三言二拍」，還會改編昆曲劇本。比如文人袁巨集道、張岱還用文字記錄了蘇州虎丘昆曲的盛況場景。比如畫家徐渭不僅寫了第一部專論南曲戲文的專著《南詞敘錄》，還寫了《四聲猿》劇本。文人張岱、冒襄雖然沒有參與寫劇本，卻分別是有「張家班」和「冒家班」的家庭劇團。這裡面最牛的是李漁，不但寫了《風箏誤》、《憐香伴》等劇本，還是兼劇團團長、導演、策劃推廣為一身。還有孔尚任寫的《桃花扇》更是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在當時引起巨大的社會影響。當然文人也不是那麼好當的，比如洪昇寫的《長生殿》當時非常火爆，最後自己竟因為戲遭到政治的迫害。

正是歷史上有這麼多的知識份子參與，才讓昆曲不斷推波助瀾走到今天，可見「文化就是力量」真不是一句空話。像這樣的例子還可以列舉出很多，比如明式傢俱，正是明代文人的參與，將明式傢俱推向頂峰。比如蘇州的經典園林，幾乎也都是知識份子參與的結果。

我想，這麼多人喜愛昆曲，既是欣賞和享受昆曲藝術，更是對歷史上這些讀書人的肯定和尊重。

但是，由於顧堅當時的社會地位不高，儘管他是昆山腔的核心人物，但不被社會承認，連後來的《昆山縣誌》都找不到他的名字。寫史書的人往往也是狗眼睛看人低，注重名分和地位的光環，而不注重民間真正有才華的人。像司馬遷那樣的史學家歷史上有，但不多！其實那天，我們很想等演出開始，聽一段江南絲竹再走，可惜等了半天還是沒有動靜，只好放棄。

顧堅紀念館隔壁是一家評彈館，雖然牆上貼著《珍珠塔》的帖子，卻沒有人，包括我們走到二樓小劇場也沒有人，最後只好坐在那兩把評彈椅子上拍張照片過過癮。

不過，這種遺憾很快就在另一家古戲臺裡得到滿足，古戲臺原來是大戶人家的房子，從進門到二樓雕欄畫棟，非常氣派，我們上了二樓，一位清秀的小姑娘給我們驗了票，然後我們就可坐在很考究的古色古香的椅子上等待看戲，這家專門接待遊客的古戲臺，有點像流水班車的感覺，等遊客多了就會開演，果真等一大幫遊客進來，《牡丹亭•遊園》就開始了。

隨著昆笛響起，拿著摺扇的杜麗娘和拿著團扇的春香就走出舞臺，這時候我突然發現臺上唱戲的「杜麗娘」，就是剛才替我們檢票的女孩子，雖然她們都是小鎮姑娘，但一招一式都表演的非常投入，尤其是臉上哀怨的表情倒也楚楚動人。

與房子的氣息相呼應的大樹就是歷史

自古以來，蘇州地區一是出狀元，二就是出演員。昆山千燈鎮是昆曲的發源地，有著血脈般的群眾基礎，所以臺上兩位小姑娘表演得如此到位，一點也不稀奇。在小劇場門口，我們還看到在這裡發行的昆曲郵票招貼畫，就像昆曲一樣很雅緻的畫面。

千燈鎮最經典的景點要數顧炎武故居。其實真正的大戶人家門面都不張揚，就像我們剛走進顧炎武故居裡，小院子很是清淨，沒想到越往裡走，越是有大家氣象。顧炎武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可能許多人不知道顧炎武，但對他那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幾乎耳熟能詳。據說顧炎武故居原來佔地六畝，現在經過當地不斷調整和修繕，已擴大十倍，整個園區包括故居老屋、亭林祠堂和墓園及顧園四個區域，尤其是裡面的古樹很有味道。考量一個文化景點是否有感覺，就是看有沒有大樹，有沒有與房子的氣息相呼應的大樹，雖然房子可以新建，古樹可以移栽，但整體呈現出來的氣象卻是一眼就能感受到的。

那天，我們還走進一家千燈館的老房子，沒有想到裡面竟展出了數千盞從古到今的油燈，造型奇特，表現了那些民間無名工匠的智慧，尤其看到那些民國年代的油燈、罩子燈，感到特別親切，讓我想到早已故去穿青布衣裳的奶奶，童年記憶裡，到了夜晚，她總是端著罩子燈去關一扇扇門。什麼是文化，所謂文化就是讓你恢復記憶，與傳統接上關係。

對了，那天在青石板街上，我們還看見兩個開店的婦女在街上吵架，兩個女人長 得都眉清目秀，吵架時也是「吳儂軟語」，還伴隨「叉腰指手」的姿態，很像古裝戲臺上的場景，真是把我們給迷倒了。

我們很想下次來千燈鎮住一個晚上，按照電線桿上貼的評彈小廣告，去聽一場原汁原味的蘇州評彈，或去顧堅紀念館，自帶茶杯與那些老頭老太混在一起，去聽一個下午的江南絲竹。當然我們也希望那兩位漂亮婦女再吵一次架，聽「吳儂軟語」的同時，也給我們一次拉架的機會。

撰文│老克　圖│老克　責編│老克 

感謝建國工程文化藝術基金會於封面提供《南柯夢》劇照（劉振祥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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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激烈的時代，家長都希望孩子贏在起跑點上，期待他們樣樣精通，同時也要心靈富足、快樂成長。事實上，只要我們的教育方向轉個彎，孩子就能夠在快樂中獲得更好的學習效果。在新店的山上，我們看到一群「Work Hard Play Hard」的快樂孩子。

在學習中找到快樂

成效自然好

面對越來越大的升學壓力，每個孩子放學之後的時間幾乎都排滿了補習，就連週末都無法喘口氣，讀書似乎就是為了考試升學，沒有快樂的童年，喪失學習的樂趣，也忽略了各項生活能力的培養。但康橋雙語學校（以下簡稱康橋）的孩子們不僅學科表現優異，更有充分的時間花在培養興趣上面，這一切原因都離不開他們對學習的熱情。

總校長張啟隆說：「學習有了成就感後，就能得到快樂，學習效果更好。」這樣的正循環，讓孩子在快樂中學習、成長。尤其康橋每一項活動都與教學課程有效的結合，每學期檢討課程效果，讓孩子學習的更輕鬆。

他提出的這個正循環正好可以在前兩年於康橋畢業，順利進入美國長春藤名校就讀的李同學身上獲得驗證。接受美式開放教育啟迪的他，熱愛參加弦樂團、打籃球，隨父母回臺後，一開始中文相關課程比較跟不上進度，但隨著康橋的課程規劃以及李同學為了多爭取一些課外興趣時間所做的讀書規劃，很快就跟上同學的進度，享受校園生活。

小學部校長許銘欽認為「思考就像樹幹，知識、技能是枝葉」，所以他落實「青山Time」的課程，學生自己提一個有興趣的題目，要計畫如何研究、其中的過程和結論都要在課堂上報告。

這是讓孩子從小就習慣思考，試著瞭解自己的人生、學習為自己做決定。在完成整份報告時，孩子得到的成就感，以及過程中累積的經驗，都會是往後成長過程中很重要的能力。許銘欽說：「學校不只是傳達知識的地方，更是成長的地方，應該要培養關鍵能力」！

為了培養活動規劃、上台獨當一面的領袖能力，康橋的學生都有機會主導校內活動。在英文方面，從小學五年級就會進行滿分六十八分的SLEP 測驗，通過者意味著就算赴美求學，也無須上以英語為第二語言的ESL 輔導課程。康橋八年級生中，便有四分之三的孩子，不必補強英語，而直接可進入一般班級就讀。

在康橋十五年一貫的學制下，學生在學科方面可獲得紮實的學習內容，在各種能力的培養方面，也持續發展多元才藝，將來無論是要出國或在國內就讀大學，都能在學校的輔導下順利申請到理想的學校。

讀萬捲書 行萬里路

從中獲得生命能量

康橋董事長李萬吉以教科書起家，卻期盼孩子放下書本，用心體驗、做中學習、健康成長！他說：「雖然現在是資訊發達的時代，透過實體教材或虛擬網路，就可以輕易取得遠在天邊的各種知識。然而，實際走訪的真實感和親切感是絕對不同的。尤其許多文化特色和民俗風情，透過和當地人事物的互動，往往會更有感覺。這時學生再對照學校教材，不僅能印證所學，甚至能觸類旁通，產生更多的學習連結。」

許多歐美國家的教育觀念中，旅行或探險都是很重要的學習過程，因為有太多東西是課本上學不到的，教室裡教不來的，有些國家甚至鼓勵孩子安排長時間長距離的壯遊，除接受不同文化刺激，也學習如何面對未知的挑戰，培養堅持的毅力和勇氣。

只是在華人社會裡，多數家長沒有這樣的觀念，多數學校也不敢承擔風險舉辦類似活動，所以孩子就只好留在書本上或網路上，看著別人留下的故事和畫面， 用想像去「旅行」或「探險」了。

但攀爬玉山、泳渡日月潭及腳踏車環臺是康橋學生必修的三學分，學習不再拘泥於課堂上，康橋要求學生學會合群、人際溝通、挫折忍受力，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這些人生珍貴的資產和能力。

許明欽說：「我們十分注重孩子的運動，一方面是因為藉由運動能夠舒緩生活及學習產生的壓力，另一方面是藉由運動的挑戰過程， 能讓孩子更堅毅、更有耐力」。

一切的學習都從行前安排登階、長泳、長跑等體能訓練開始。同時在挑戰的過程中，也貫徹校本課程，領域囊括國語文、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社會、體育等科目，可說是另類的課程整合，旅程不只挑戰體能，還兼顧各科學習。

許銘欽說，登頂活動還特地安排了驚喜，第一晚學生收到五年級學弟妹的加油信，第二晚會有父母寫的鼓勵信，學生們戴著頭燈認真看信，有人把信折好、放進隨身包包，帶著父母的祝福登頂。許多家長都感覺到孩子們完成挑戰之後， 變得更加惜福、體認感恩；也有家長認為，孩子們的意志力讓人刮目相看，這份決心更是令人欽佩。有學生在完成登山活動後，寫下這樣的感言：「留下努力的足跡，能使成功更有意義」。康橋相信，只要活動能給孩子一點正向思考的力量，就是值得！

現今的都會孩子多數生活在舒適圈中，過度自我中心，少有機會接受課業以外的挑戰。透過團體登山活動，讓孩子們走進群山，一方面看到自己的渺小，學習謙卑；另一方面感受夥伴力量，彼此激勵不輕易放棄。當他們瞭解不管目標多遠，路程多累，只要一步步往上走，終究可以抵達目標時，他們便儲存了面對挑戰的勇氣；當他們發現山路有上有下，有挑戰不盡的群峰，卻沒有永遠的谷底，他們便累積了挫折的忍受力。

李萬吉期盼孩子們未來遇到挫折時能想起這段艱辛旅程，告訴自己「只要一步步往前，最後一定可以到達目標」。

競爭激烈 強調廣泛學習 獨立思考

張啟隆點出，下一代的菁英要跨出台灣、走向世界，不只需要深厚的學識基礎和英語能力，更要允文允武，在體能、藝術涵養、領導特質等等，都坐擁全方位的國際力。

為了培養學生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康橋積極推動獨立研究課程，在各年級各領域中融入多元智慧之教與學，以培養學生創造思考、自主學習、資訊素養、專題研究及專題報告等五大項能力，並啟發孩子追求創知灼見與國際關懷之視野。

此外，獨立研究課程更延伸運用到辯論與類比聯合國等學習活動，除了加強口語表達和批判思考能力外，更要提高學生對各種國際議題的關懷與參與。扎實的轉被讓康橋在南韓、香港聖保羅中學、印度等八間優秀學校約一百位學生參加的南韓清心國際學校CSIA 第五屆類比聯合國奪佳績。

多年前，「康軒文教集團」進軍中國大陸，目前在大陸幼兒教材佔有一定的市場，深入兩岸教育現場的李萬吉有深刻的體會，李萬吉分析，外國一流大學，它們需要的是全面發展的學生，學生要具備優秀品格，興趣廣泛，更重要的是要有獨立思考的性格，而這些正是兩岸學生都比較缺乏的。

所以康橋以「華東康橋國際學校」為名在江蘇省昆山市花橋經濟發展區奠基，預計在明年九月開學，希望把康橋在台灣的實際經驗帶進中國大陸，讓中國大陸的孩子也能感受到不一樣的教育模式。

文│羅艾奇　圖│康橋國際學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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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狗人為狗兒梳妝打扮，讓牠們更容易找到主人

攝影師泰瑞莎．柏歌把一頭洛威拿犬的項圈換成粉紅色的圍巾；又挑了珍珠項鍊妝點一隻臘腸狗的外套。柏歌要為一家收容所的狗兒拍攝漂亮照片，從嬌小玲瓏的貴賓狗，到雄糾糾氣昂昂的大丹狗，一一進入她的鏡頭裏，希望精心打扮後的照片能夠讓狗兒更快找到主人。現年五十六歲的柏歌說：「一般收容所的照片都是把狗關在籠子裡，看起來就像是髒兮兮的癩痢狗。我的工作卻像是在推廣反菸運動，要把領養狗兒變成很酷的事。」

柏歌小時候住在明尼蘇達州的明尼亞波利斯市，那時她很想養狗，但是父親不準，於是她開始收容社區的流浪狗，藏在自家的車庫裡。「可是我父親下班回家一發現，就會把牠們放出去。」不過父親倒是很樂意教她攝影，帶著她四處拍照，並在他的辦公室裡設置了一間暗房，父女倆一起沖洗照片。

柏歌後來搬到德州達拉斯，二十四歲那年在街上找到一拍即合的室友：一隻邊境牧羊犬和喜樂蒂牧羊犬混種的流浪狗，取名「吉普賽」。柏歌說：「我對那些爹不疼、娘不愛的狗兒，總是特別心軟。」

Alison Caporimo 撰

【完整內容請見2013年12月號讀者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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